人口忧思：“双减”“三孩”政策的逻辑基本盘是什么？

今年以来，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发布，到三孩生育政策的发布，人口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最为关注的焦点话题。

政策端频繁发力，先是《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被审议通过，提出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等。

随后，《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强调将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在上周末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0日）上，再次传出关于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最新指示，强调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和“房住不炒”、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

从政策端的频繁发力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于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已经提升到了最高级别，那么，一系列用于刺激人口增长的新政，对于我国人口增长到底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呢？

反思一：“一孩”还没落实，就要鼓励生“三”孩？

2013年底，单独家庭可享受生两孩的政策。在这一政策施行近两年后，只有近170万户家庭生育了二孩，仅占政策适用家庭的15%。

于是2015年10月，两孩政策全面施行，之后一年，我国新生儿数量达到1846万，较此前5年的平均新生儿数量增加了140万，增幅约8%。而2016年也成为最近5年来的生育峰值，在随后的几年，我国新生儿数量持续回落。

1962年到1975年是我国人口出生的一波高峰，每年新生儿数量始终保持在2100万人以上，尤其在1971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9年，年新生儿数量超过2500万，甚至曾一度接近3000万。这已经接近21世纪后新生儿年数量的两倍。

2015年，七零后女性的年龄跨度在36～45岁之间，这一育龄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包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口生育高峰区间内。由于历史原因，这一年龄层的育龄女性总量最多。

这个年龄段也是医学理论上最后的育龄区间。而在两孩政策发布之前，已婚的七零后女性中绝大多数都已经有过生育经历。从这个角度上看，2016年的新生儿中，8%的增幅部分，很大程度上即是由这部分已育一孩的家庭贡献的。

而在2016年后，七零后女性逐渐离开育龄区，育龄主力的年龄进入到八零后的区间，即27～36岁，这些中青年女性中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做好生一孩的准备，甚至还处在单身状态。而且，由于上世纪八零年代初，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因此，八零后年龄段的育龄女性总量，较七零后有所减少。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二孩政策发布后的显性效果仅持续了短暂的一年就消失了。

刚刚发布的“三孩”新政，其直接意图是要刺激我国家庭生育“第三个孩子”，而现在已经完成“两孩”生育计划的女性，很多已经都过了黄金生育期，在医学理论上已经不再适合生育。

所以，“三孩”政策对于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可能并没有想象中的大。现在，政策更现实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尚未有过生育经历的育龄女性，并通过从经济负担、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解放、解决她们的顾虑，让她们可以放心地把“一孩”生下来。

今年5月底，三孩政策发布。从大逻辑上推演，这个政策实际上是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出的我国人口形势而迅速出台的。

三孩政策发布后，舆论声音并不统一，一部分声音认为，随着相关配套优惠政策的落地，对于我国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部分声音则认为，这种单纯从生育计划上的宽松，并没有触及我国生育率低迷的本质。

事实上，自2013年底至今近八年的时间，我国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一步步放宽，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但没有被遏制，反而有加剧的趋势。

那么，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

反思二：中国人恐婚恐生的根源在哪里？

关于生孩子这件事，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生孩子是为了什么？

在古代传统的宗族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最大动力，传宗接代是每个中国家庭组建之后的基础使命与信仰。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理念是中国家庭生育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在中国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时，家庭生养子女的现实意义非常重要。

在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施行之前，我国家庭的生育计划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哪怕当年的家庭经济状况非常窘迫，一些子女众多的家庭甚至为了每个月的口粮生计而节衣缩食、朝不保夕，依然不会有生育的顾虑。

在三孩政策发布后，很多媒体层面的民意调查都反馈了这样一个舆论态度：不想生育的最大理由之一是经济条件的束缚。同时，伴随着婚姻观的变化，厌婚已经成为需要重视的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社会命题：大半个世纪前物质资源严重贫瘠的中国家庭都不会因为担心经济条件而不愿生育，今天的人们为什么会有这些忧虑？

要想破解中国家庭恐生的问题，可以从中国适婚人群结婚登记数量的变化上找到一些答案。

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今，我国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2013年共有1347万对，到2020年，仅有813万对。降幅近四成。

房价上涨同步带动了房租的上涨，尤其是城市核心地段、名校周边的房租，涨幅更是惊人。于是，购房、租房的开销，已经成为很多中国有子女家庭最大头的一块开销。

众所周知，我国城市新建商品住房的平均价格在本世纪持续上扬，2013年为5850元/平，到了2020年，已经上涨到每平米接近万元，涨幅同样达到四成。

同时，对于我国一二线城市的家庭而言，结婚生子之后，在高企的房价之外，还存在另一项庞大的支出：教育成本。

数据显示，在“鸡娃”的教育氛围中，北上广深这四座超级城市的家庭平均育儿成本已经超过200万元，还有一大批一线城市的育儿成本超过百万元。

这两笔巨大的支出横亘在中国适龄婚育家庭面前，是破解中国人口增长乏力的根源所在。

由这两笔巨额支出所引申出的问题，也是近年来持续困扰中国家庭、乃至中国社会的焦点话题，也造成了很多人对组建家庭的畏惧和疲懒，更深层次地改变着人们的婚姻观和生育观。很多年轻人现在已经逐渐对单身或丁克生活产生依赖和适应情绪，而对于结婚生子的传统婚姻观持抵触态度。

与表层的人口增长问题相比，我国年轻人已经逐渐形成的新型婚姻观，更加需要政策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疏导。

只有从根源上破解了教育体制和房地产对于家庭带来的困扰，才能从实质上解决人口的大命题。

一旦这种厌婚、拒生的婚姻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未来即便通过再多的经济补贴、政策倾斜手段来刺激生育，恐怕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反思三：“双减”初衷与现行教育体制是否冲突？

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教育支出成本过重对于人口问题的消极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了“双减”新政，看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的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

总览全局，这些政策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刺激人口生育率，尽快消除并扭转我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在未来可能对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

政策的初衷是好的，政策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和落实情况上，对于人口增长的刺激作用会有多大呢？

“双减”的新政之下，课外辅导机构关停，小学生课业负担减轻，升学率排名被取消……这些措施只是从表层上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大量中国家庭对于孩子升学的择校及考试压力依然存在，包括小升初的竞争压力、中考的录取率压力。

在现行教育体系下，家长们对于初中的师资及教学质量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高考填报志愿，而教育分流制度下，中考的难度也在逐年提升。

市场上现存的大量课外辅导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的。可以说，不是教辅机构主动去拉拢学生，而是市场选择了教辅机构。

市场的选择，其本质就是观念的选择。我们已经熟知的中国家庭教育观中，存在着望子成龙、攀比成风、竞争恐惧、贵贱有别等逐渐形成定势的价值观。

校外培训机构中，还包括很多针对留学、海外学校申请服务的业务。

如果没有从本质上扭转畸形的家庭教育观和价值观，可以想见，“双减”之后，留学市场的需求量可能将出现迅速增长，所以，我们需要尽快修正由教育观念引导并日渐畸形的教育价值观。

如果想要从根源上减轻家庭教育成本，单纯以“双减”的行政手段，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极端情况，即原来的教辅机构以政策擦边球的形式继续存在，包括1V1私教、课外辅导咖啡厅、社交关系的辅导模式……毫无疑问，因为躲避政策监管而提升的教育成本，学生家长仍在支付，且支付得心甘情愿。

平台是没有了，但需求却依然存在。

反思四：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当如何改革？

如果要想切实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根源还是要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有步骤、有节奏地改革。

首先，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压力过重的问题，是否可以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周期，甚至根据国情、国力，直接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阶段？

这样做的好处，除了缓解小学、初中的竞争压力，还可以将升学压力直接延后到高中，让孩子们有更宽松的成长环境，也让从前不堪重负的一孩家长们有信心再多生一两个孩子。

其次，在改革义务教育体系的同时，我国必须要尽快普及、前置职业教育板块。我在此前的文章中专门分析过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出路，很多年前，我们有中专、职高、技校的教育分流体系，但现在随着高考难度的逐年降低，大学生越来越多，走职业教育出口的学生越来越少。

其本质在于，一来是中国家庭的就业观中普遍包含着名校依赖心理，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考入名校后，子女在择业及职场上都会有先发优势；二来是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还非常不成熟，与社会企业的衔接度不高，导致很多职业教育的成材率堪忧，而我国企业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对于一纸文凭的认可度，职教体系的学生在毕业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一份薪资满意的工作。

第三，在“双减”政策之后，国家应尽快通过启动公共教育资源，将因为政策而消失的有偿教辅内容以公共教育平台的途径补充上来，让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到优质的辅助教育资源。

我认为，“双减”政策的初衷和整体策略方向都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及家长需要一个“双减”的补充政策，才能切实有效地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

反思五：房价高企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房价持续走高的现象在我国一二线城市尤为突出，国家多次提出“房住不炒”的政策方向，这次“7.30会议”又提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三稳”政策，所有的政策都是为了抑制房价上涨，而其背后的逻辑同样与人口问题密切关联。

正如前文所讲，婚姻登记数量的降幅与房价涨幅是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年轻人厌婚、恐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买不起房子。

要破解房价与生育率、结婚率的问题，就必须从另一个问题反思：中国人真的买不起房子吗？

以现在北上广深乃至二线城市的房价来看，普通工薪阶层的年轻人，如果没有父母资助或换房策略，纯靠裸买，确实买不起。

但是，买不起大城市的房子，还买不起小城市的房子吗？买不起大城市三四万元一个平方的房子，还买不起四五线城市三四千元一个平方的房子吗？

事实上，很多来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无论出于经济考虑还是人生规划，已经放弃了在大城市置业的打算，但不买房，不等于居住成本可以缩减。租金依然占据着年轻人收入开销的大头，成为他们厌婚、恐生的心理根源之一。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意选择回到家乡置业安居，理由也非常简单：大城市的工作发展机会更好，医疗水平更高、教育资源更丰富，简而言之，大城市的公共资源更加聚集。

大城市的资源优势明显，于是年轻人都在向大城市聚拢，从而助推大城市房价上涨，房价高企让越来越多新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无力购房，于是这些适龄婚育的年轻人宁愿选择不婚、晚育、少生，以减少因为家庭支出负担对生活质量带来的损耗。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清晰的恶性循环，最终出口却落在了房价负担过重，导致厌婚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问题上。

当然，关于公共资源分配和城市发展、乡村城市化的问题，由来已久，非朝夕可以解决。但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要想打通房价与结婚、生育等关系中国人口的根源问题，仅凭单纯的行政手段调控，仅可治标，却无法治本。

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想让适龄婚育人群放心大胆、没有顾虑地生养子女，最理想的路径，还是要解决社会公共资源的整体分配问题，让三四线城市乃至乡镇都能享受到更加优渥的医疗与教育资源。

唯其如此，人们才可能将置业目标选择在房价相对便宜的城市，从而减轻生育成本中最大头的一项支出。

总论：如何形成良性循环的政策逻辑基本盘

抑制房价也好，减轻课业负担也好，所有政策的指向都是为了带动适龄婚育家庭有信心、有能力快生、多生，从而尽快扭转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利趋势。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环境下，当这些政策在没有任何损耗的情况下被落地执行后，我们可以看到的逻辑基本盘是：

为适龄婚育家庭减负——适龄婚育家庭提升生育意愿——生育率提升——人口增长率逐年提升——人口老龄化趋势缓解——人口红利继续拉动中国经济——中国经济以政策优惠的形式反哺适龄婚育家庭。

但在这个基本盘的背后，存在着两个有待完善的逻辑：

一是人口增长将导致更加激烈的人才竞争，人才竞争的背后必然是家庭层面上对于优质稀缺教育资源的争夺。从市场化的角度看，稀缺资源的价值必将持续体现在价格指数上，从而再度导致教育成本的走高。

二是人口增长尤其是多子女家庭的增加，可能导致改善型住房的需求量激增，商品住房“三稳”，应当是我国商品住房的长期政策基调。所以，在需求提升的情况下，通过公共资源再分配、健全租赁住房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政策，形成有效的住房价格调控体系，是决策层应当未雨绸缪的问题之一。

诚如本文此前所述，教育体制改革可以让“鸡娃”教育没有存在的土壤和必要性；在城市发展及公共资源分配上的有效重构，可以有机地调控房价，从而带动人口分布和人才流动。

写在最后

一切政策制定的初衷，都是为了让社会经济变得更有活力与创造力，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教育公平、保障公共资源的相对平等分配，都是与政策初衷步调一致、方向一致的策略，也是治理病态商业模式和教育畸形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建设和谐社会、培养健康下一代、打造我国长久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前提。

最重要的是，政策制定的目的应该是改变适龄生育人群的婚育观和家长的教育观，以及家庭对于上升通道的路径依赖问题。

用政策利好的实效，潜移默化地转变人们业已形成的观念，再通过转变观念后的社会反馈持续优化政策。

观念与政策需要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成为彼此修正的参照物。

作者：毛大庆，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