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清零”几时调？新冠新貌万字长文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抗疫下半场，是否与病毒共存，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愿不愿”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开放”是必选项，必须未雨绸缪，早做打算。

——题记

挺长的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以来，国内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亲自部署和领导下，在2020年3月实现了国内病例的清零，取得了围剿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此后，尽管存在偶尔的局部反弹，但都在制度、技术和文化优势下被主动大规模筛查、流调追踪和隔离全部密接等一切必要手段飞快遏制住，短期内重新归零。全球防控，中国一枝独秀。

在与病毒斗争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也基本形成了“清零”“保零”的“战时”一致期望。虽然此次南京疫情来势汹汹，但我们相信，即使传染性强如德尔塔，在联防联控加持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下也必然掀不起什么浪花，疫情毫无疑问将会再次很快被遏制。

我们同时认为，更高传染性德尔塔突变株的出现和传播，一方面证实了现有防控策略的优越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随着英国正式开放、新加坡逐步开放、美国试探性开放、澳大利亚可能开放，全球将在不久后重新回归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这就意味着我们现有防控策略的有效性和经济性正面临边际递减。

作为全球抗疫上半场的“优等生”，如果想要继续维持优势，在全球抗疫下半场，我们或许需要根据疫情发展和变化，从“动态清零的战时思维”向“与病毒共存的常态化防控思维”转变。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坚持和完善常态化防控体系、提高医疗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疫苗接种率的同时，将成本思维带入决策，审慎计算风险和收益，不强求保零，而是设立合理的安全边际。比如，要明确在何种感染规模下，启动何种管控方案，明确各种方案的管控力度、时长、范围。

更重要的是，要加强科普。教育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改变对零星暴发零容忍的态度，不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嘲笑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从意识上对新冠病毒“脱敏”。

另外，媒体在报道国外疫情时不能只讲病例如何飙升却避而不谈重症率、死亡率以及所在国的医疗资源和民众的承受能力。

诚然，生命无价。然而，选择却有成本。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们做出权衡后选择的结果，成本就是我们放弃选项中价值最高的那一个。只不过，有时候成本显性可见，有时候成本隐性难觅。

我们无意为经济学思维的冷血辩护，但我们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即使目标再崇高，也需要估算它的成本，制定更加精细化、长效化、成本更低的“持久战”防控措施，争取在经济发展、防控疫情、保障人民健康，和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新冠病毒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且病毒正在不断变异。转变防控策略绝对不是完全不管控，更不是枉顾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的基本责任，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任何讨论，都是基于这个前提条件展开的。

德尔塔来袭

南京引发的新一轮德尔塔（Delta）毒株疫情凶猛迅速。

7月10日，南京禄口机场保洁员清扫由俄罗斯入境的CA910航班。7月13日，江苏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确诊本土病例。7月20日，禄口机场通报，在机场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样本中有九份阳性——德尔塔破防，南京禄口机场事实上失守。

整整十天后，7月30日，南京机场才宣布：国内、国际航班全部暂停。

由于发现晚、整治晚、提醒晚，疫情已在境内呈现出多点散发、单点暴发（南京、张家界、扬州）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截至8月10日10时10分，传播已逾17省和1个特别行政区，48个城市有病例，高风险地区14个，中风险地区193个，本土确诊逾971例，至少7个市区被迫全员核酸检测。据测算，经济损失远高于郑州特大暴雨灾害。

南京机场破防，已然开始问责。但事实上，禄口机场并不是惟一被德尔塔破防的机场。

2021年6月18日，深圳宝安机场一名负责流调的海关工作人员和一名机场餐厅服务员也感染了德尔塔变异株，好在宝安机场第一时间关闭航站楼等场所，及时切断了外溢传染。

7月30日，厦门机场在对入境人员核酸检测时，发现一名国际货运航班机组成员核检阳性。随后的扩大采样检测发现，其共同居住的3名家庭成员也被感染。

8月3日，上海浦东机场一名负责运送外航货机机组成员的司机确诊。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同样是德尔塔变异株。

机场是外防输入的重点阵地，防控不可谓不严密。2020年初，民航局即着手制定和发布防疫措施。2020年1月21日，民航局下发首版《运输航空公司、机场疫情防控指南》，初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疫情防控制度。随后，随着疫情发展变化，不断更新和完善《指南》，现已经更新到第七版（第八版也即将发布），对一线人员个人防护、旅客和机组防疫管理、机组隔离政策、航空器和机场环境、货物消杀等各重点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和详细规定。

然而，短短一个多月，德尔塔变异株还是4次破防国内主要机场的防疫战线。

这一方面提示我们，即使已经有了第七版防疫指南，当前的机场防控措施还是存在漏洞和短板；另一方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变异病毒的传染性之强，可能防不胜防，为防疫措施的系统性调整，敲响了警钟。

那德尔塔毒株的传播能力到底有多强呢？

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为单链RNA，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变异，当前全球流行的也主要是各种变异毒株。比如2020年5月在南非出现的贝塔（Beta）、9月在英国出现的阿尔法（Alpha）、10月在印度发现的德尔塔（Delta），11月在巴西出现的伽马（Gamma）。但是，德尔塔是所有变异病毒中的“王者”。（近期出现一种传播力更强的lambda，也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南开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院教授孙亚民等人通过分析全球最大的流感及新型冠状病毒数据平台——GISAID数据库发现，截至2021年7月31日，德尔塔变异株已经在全球132个国家出现，并成为其中大部分国家的主要流行株。从2021年7月20日至今，在被测序上传至数据库的分离株中，有98.09%都是德尔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CDC内部文件报道称，从6月19日至7月23日，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增加300%，德尔塔占美国新增病例中的比例超过80%。

还有一个更直观的数据。

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强制全人类上了一堂传染病学必修课。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知道，衡量病毒传染能力有一个定量指标叫“基本传染数”，缩写为R0，它的意思是某种病毒在无免疫力的人群中，平均一个病毒携带者能够再传染几个人。

绝大部分学者用各种方法估算的结果显示，原始版的新冠病毒的R0在2.0-3.0之间，更精确的测算结果是2.5-2.7，也就是说在不加防控的状态下，1个携带者平均传染2.5-2.7个人。

德尔塔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华盛顿邮报》披露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7月底的一份内部文件说，德尔塔的R0大约为8-9，与水痘的传染性相当。

有学者认为，这个数据可能被高估了。德国一名数理统计教授用德国新冠感染人数的估算，德尔塔的R0约为5；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用7月份广东疫情的数据估算，德尔塔的R0在4-6之间。但无论是哪一个数据，德尔塔的R0均高于新冠原始毒株。

如此之高的R0意味着，病毒传染的速度是指数级的——只要稍有不慎，星星病毒，也能形成燎原之势。

德尔塔的传播速度为什么这么快？

2021年6月29日，广东省疾控中心等机构的学者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China CDC Weekly）撰文指出，德尔塔的平均潜伏期为4.4天，短于之前报告的5.2天。此外，有64.7%的传播事件发生在病例出现症状前，高于此前文献报告的59.2%。

2021年7月21日，《自然》（Nature）新闻版块上有文章介绍了广东省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发布的预印本论文。学者们追踪了62名感染者每天的“病毒载量”（viral load）——病毒载量是衡量人体内病毒颗粒密度的指标——观察其随时间的变化并与2020年感染原始毒株的63人进行了对比。

研究发现，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的病毒载量比原始毒株感染者最多高了1260倍，德尔塔毒株在暴露后4天就能被检测到，而原始毒株在暴露后被检测到的平均时间是6天——这说明德尔塔的复制速度更快。

德国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的教授和香港大学的流行病学专家认同上述研究结果。他们认为，德尔塔毒株兼具病毒载量高、潜伏时间短的特点，解释了它的传播力为何会增强。

与病毒斗争的前期经验告诉我们，重症率过高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是死亡率高的重要原因。英国有研究表明，德尔塔感染者疾病严重程度有增加的迹象，与阿尔法变异株相比，感染德尔塔的患者住院风险增加了2.6倍。

一家研究只能作为参考，关于德尔塔变异株导致的重症率和死亡率以及其逃逸免疫系统的能力到底有多强，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

疫苗是护盾

疫苗曾经一直被认为是终止新冠大流行的希望。

但目前看来，即使接种了疫苗，各种变异毒株也很容易突破免疫屏障，且接种疫苗后的感染者，仍有进一步传染他人的能力。

南京禄口机场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5月12日，东部机场集团接种率达90.87%，南京机场员工的疫苗接种率为90.3%。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专家7月23日接受《新华日报》采访时也证实，截至当时，绝大部分确诊病例都接种过疫苗，只有1例不满18岁的青年人没有接种。

但是，疫苗没有阻止被感染，并不意味着疫苗没有用，更不能仅仅据此认为国产疫苗不如进口疫苗。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7月也发布了一项重要研究数据。数据显示，469名马萨诸塞州感染者中有346个病例（74%）已完全接种疫苗，其中127名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和其他84名未接种疫苗、部分接种疫苗或接种状态不明的人病毒载量相似。

疫苗优劣是另一个综合性问题，单维度的对比得不出任何结论。限于篇幅，在此暂不展开。有一点毋庸置疑：疫苗或许不是终结新冠病毒的终极武器，但依然是抵御病毒攻击的重要武器，有效减缓了病毒传播速度、降低了住院率、重症率和死亡率。

智利去年12月开始新冠疫苗接种，是世界上接种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口已超过60%，主要使用中国科兴疫苗。

2021年8月3日，智利卫生部公布的“真实世界研究”数据显示，根据2-7月的研究，科兴疫苗在预防出现症状的有效率为58.5%，预防住院的有效率为86%，预防重症的有效率为89.7%，预防死亡的有效率为86%。辉瑞疫苗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为87.7%，预防重症监护入院的有效率为98%，预防死亡的有效率为100%。阿斯利康疫苗对应的三个数据分别是68.7%、98%、100%。

尽管三种疫苗的防住院、重症和死亡效果的有效率存在差异，面临病毒变异株，疫苗保护作用的降低也无法避免，但三种疫苗依然有显著的保护作用。

“真实世界研究”是指通过收集真实世界环境中与患者有关的数据，获得医疗产品的使用价值及潜在益处或风险的证据。上述研究中，科兴疫苗的研究对象为860万人，辉瑞疫苗为450万人，阿斯利康疫苗为230万人。

以色列、英国、美国等地所用疫苗的“真实世界数据”也显示，即便德尔塔大流行，疫苗对于防止重症及死亡的效果依然明显。以色列卫生部的数据显示，辉瑞/BioNTech研发的mRNA疫苗（BNT162b2）对于防止住院和重症的有效率分别为88%和91%；美国凯撒家庭基金会对各州官方数据分析显示，目前美国约一半的州已报告突破性感染数据，但超过90%的新冠病例以及超过95%的住院和死亡病例是未接种人群。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在7月31日公开表示，基于对5月德尔塔变异株在广东传播的数据分析，灭活疫苗对于无症状、轻症和中度症状的保护效果分别为63.2%、67.2%和76.9%，而对重症的保护效果为100%。

请注意，重症保护效果100%并非夸大或者错误说法，只是根据有限实验数据的客观统计，是科学可参照的数据。在注射疫苗后感染的样本群体中没有出现重症，那理论上的保护效果就是100%，这并不意味着样本扩大后，或者在真实世界中，接种疫苗感染后一例重症都不会出现。这是个科学问题，不能听网上的喷子瞎掰。

除此之外，关于疫苗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注射疫苗后抗体水平的持久性问题。

中国自2020年12月开始大规模开展疫苗接种，如今已过去半年多，部分接种者形成的保护力或开始下降。

7月25日，江苏省疾控中心、复旦大学和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预印本论文中显示，在接种第2剂疫苗6个月或更久后，以14日为间隔接种组针对原始毒株的中和抗体几何平均滴度GMT为4.1，而以28日为间隔接种组GMT为6.7。中和抗体GMT若在8以下即定义为抗体阴性。

人群中抗体阳性的比例也随时间延长而下降。数据显示，以14日和28日间隔的接种组，在完成接种半年后仅有16.9%和35.2%中和抗体呈阳性。

抗体水平下降也是其他多种疫苗面临的问题。《柳叶刀》杂志7月1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辉瑞/BioNTech研发的mRNA疫苗（BNT162b2）和阿斯利康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AZD1222），接种后均观察到抗体水平下降。相比接种完成后21日到41日，mRNA疫苗在接种完成70日后抗体水平下降50%，而腺病毒载体疫苗下降80%。

必须坦诚的是，Nature Medicine杂志2021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对各技术路线新冠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进行了比较发现，灭活疫苗产生的初始抗体水平比腺病毒载体疫苗、重组蛋白疫苗和mRNA疫苗都要低。因为保护性抗体水平较低，所以灭活疫苗更加容易因抗体滴度的降低而失去对于病毒的抵御能力。

这意味着，相比其他可诱导更高滴度的保护性抗体的新冠疫苗，灭活疫苗注射者可能需要更早考虑注射加强针的问题。

但是，抗体并非疫苗保护的唯一机制。另一层机制是免疫记忆。所谓免疫记忆，是人体对病原体的一种长期抵抗机制。在首次接触某种病原体后，人体内的部分B细胞会成为记忆B细胞。

记忆B细胞能够“记住”特定病原体，并在其再次入侵时形成大量浆细胞以产生抗体。记忆B细胞存在时间长，甚至可以终生存在。而T细胞是人体内的另一种免疫细胞，与B细胞产生抗体中和病原体不同，T细胞针对的是已经被病原体侵染的细胞。T细胞也有与B细胞类似的“记忆”机制。

目前，学者对于免疫记忆的机制还不完全熟悉，灭活疫苗诱导的免疫记忆效果如何，需要复杂的实验，而对其的研究也需要长期追踪。针对新冠疫苗免疫记忆的研究，或许需要数年才能得出可信结论。

国外的动态

虽然有疫苗的迅速开发和大规模使用，但在病毒流行已超过20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目前的解决方案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持续的严防死守来争取时间完成疫苗大规模接种形成群体免疫（即在人群中有很大比例获得对某种传染病的免疫力时，即使是没有免疫力的个体也会因此受到保护而不被传染），进而重启社会经济。然而，传播力更强的新型毒株不断出现，靠大规模疫苗接种重启社会经济的计划似乎遇到了挫折。

啰嗦两句。疫苗接种有两个保护效果：第一，是对疫苗接种个体产生的保护效果。在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中，考核的就是对个体的保护，每个个体接种疫苗以后产生的抗体，都能对自己起到保护作用。第二，是在人群当中的保护效果。当接种个体达到一定比例时，就能够形成对群体的保护，所以把这个叫做群体免疫。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曾经介绍过，群体免疫对不同传染病所需要的接种率临界值是不一样的，传染性越强，需要接种的比例越高，传染性越弱，需要的接种率就比较低。比如新冠肺炎，它需要接种比例达到人群的70%、80%，才能产生群体保护效果。

我们进行简单的估算。理论上，假设疫苗的有效率为100%，R0为6，那么需要83%以上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形成群体免疫。按照各路数据综合来看，中国接种的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在60%以上，这意味着几乎全部人口都需要接种。而现在的情况是，由于德尔塔的出现，几乎所有疫苗的有效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群体免疫，也不能一劳永逸完全消灭病毒（至少短期是如此），因为病毒还会变异，更遑论疫苗本身还有有效性衰减的问题，而新的风险人群（如孩童）还会不断出现为病毒传播提供机会。

迫于社会经济压力以及疫情应对倦怠，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即使出现传播性更强的德尔塔，有国家已经开始打开国门。

英国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早在2021年2月22日，英国就宣布了四步解封路线图，并表示在每进入下一个阶段前，都要综合评估疫苗覆盖面、疫苗减少住院和死亡的效果、卫生系统承压情况以及变异株演变等四项因素。

7月19日，英国迎来“自由日”，结束一年多来的防疫限制。

英格兰从7月19日开始，不再限制群体聚集人数、不再强制佩戴口罩，重新开放剧场、体育场、酒吧等活动场所。在跨境人口流动方面，取消不前往琥珀色国家旅行的建议，琥珀色国家完成疫苗接种的民众入境无需再隔离。根据不同国家的新冠疫情状况，英国政府曾制定了旅游交通名单系统，分别设置绿色、琥珀色和红色三类，此前前往琥珀色国家旅行的人曾需要居家隔离10天，并在返回时进行两次新冠检测。从8月16日开始，完全接种疫苗并与阳性病例接触者无需自我隔离。

苏格兰将应对规则调整至最低等级“零级”，全面解封定于8月9日，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也从7月下旬放宽部分规定。

英国解封后的疫情走向成了很多国家调整自身措施的重要参考。数据显示，英国解封后的单日新增病例在经过短暂的上升后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布里斯托大学细胞和分子医学院病毒学专家认为，英国未来病例增长趋势偶尔会有一些小的回升，但总体上英国是下降的。

英国国家统计局 (ONS) 表示，在截至7月31日的一周内，估计英格兰每75人中就有1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低于前一周的1/65。英国公共卫生部表示，英格兰的估计 R值介于0.8至1.1之间，较上周的1.1至1.4范围大幅下降。R值低于1表明大流行正在缩小，而如果高于1，则表明呈指数增长。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由于7月份的欧洲杯推高了确诊人数，之后会有一个自然回落的过程，随着9月学生开学，学校等人群密集场所，还是会推高单日确诊病例。

截至8月4日，英国共有88.7%的成年人接种了1剂疫苗，73.5%的成年人接种了2剂。德尔塔病例占确诊病例的90%以上，但住院率和病死率数据仍稳定在低位。英国政府8月5日报告死亡86人，7天累计死亡571人。

无论英国的情况如何，多个国家出于各种原因，都开始试探。

美国之前放松措施，允许接种疫苗者不必戴口罩，但两个月后就出现“逆转”，要求在传播风险高的场合仍需佩戴。

澳大利亚悉尼陷入第四次“封锁”，数千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悉尼多次“封锁”却依然抗疫不力的不满，反对继续“封锁”的措施，政府陷入摇摆。

新加坡政府预计将在8月底、9月初切换到流行病管控模式，届时将不再监测感染数字，而是关注重症、ICU治疗、插管吸氧等结果，逐步放宽社会限制，并实现出境旅游。目前新加坡已为大约62%的人口接种了疫苗，另有15%的人已接种第一针。预计到8月底，80%的人口将完全接种疫苗。

随着上周全国每天新增病例首次突破1.5万例，日本决定将新冠的限制范围扩大到其人口的70%以上，但与一些国家的严格封锁相反，限制执行主要依靠自我克制和同伴压力。

阿根廷也在逐步放开限制，政府计划放宽社交聚会人数、重新开放学校以及将允许入境的人数从目前的每天1000人增加到1700人。尽管这个南美国家的病例已接近50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

全球抗疫上半场中国的表现在全球一枝独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病毒暴发之后的管控环节取得像中国一样的成绩。我国通过举国之力，先将国内病毒清零，再将国外病毒挡在国门之外，营造了一个新冠大海中的安全岛。但上半场的成绩，可能成为下半场的拖累。

如果我们一直不与外界接触，而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国内居民通过疫苗建立起的免疫力与境外流行毒株的毒性形成“剪刀差”，那我们未来面临的选项只有两个：第一，打开国门，可能面临更加惨烈的代价；第二，在国际恢复正常时，依旧保持对外封锁。这两个选项，我们怕是都承受不起。

中国怎么办

8月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专家强调，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以及常态化防控措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派出20个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强化外防输入和突发疫情处置。

据卫健委数据，截至8月3日，我国累计报告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已经超过17亿剂次，部分地区已在加紧未成年人接种。由于人口基数大，与上文提到的形成群体免疫要求相比，我们的疫苗接种率还不够，德尔塔的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转阴时间长，如果确诊病例过多，医疗资源很容易不堪重负。

防止医疗资源出现挤兑，是防止新冠病毒造成重大损失的重要防线。“动态清零”“保零”的防疫策略短期很难改变。可是，基于专家共识，新冠病毒将长期存在。数据显示，新冠病毒有流感化的趋势。

全球新冠感染的死亡率总体在下降，从2020年4月的7.23%最高点降到12月的2.2%。随着疫苗的大量接种，死亡率的下降趋势还在继续。当我们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程度，而且疫苗的保护率得到验证的话，那么各国开放，新冠的传染模式将来也变成和每年的大流感一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知道新冠和流感的区别），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是否与病毒共存，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愿不愿”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办”的问题，从长远看，“开放”将是必选项，防控策略有必要未雨绸缪。

事实上，人类早已习惯了与病毒共存。

根据世卫组织的估计，全球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可导致约29万至65万人死亡，《柳叶刀》上发表的中国专家的一项测算显示，国内每年平均有超过88000例的流感相关呼吸性死亡。但没有人会想到要去严防死守实现流感病例清零，不少人甚至连流感疫苗都不愿打。直到最近国内流感疫苗的接种率还不到2%。一个原因是流感的死亡率很低，只有大约0.1%左右，也就是1000例流感里只有1例死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压根就没有关注流感的死亡率问题。

事实上，空气污染也会增加死亡人数。《健康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估计，2015年前后，北方燃煤供暖导致的空气污染，使死亡人数增加了89644人，类似空气污染增加死亡率的研究还有很多。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行为经济学提出一种“框架效应”，即表述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结果。例如，如果我们跟一个患者说，“手术失败的风险小于1%”和“手术成功的概率高于99%”，后一种表述方法下，患者选择手术的可能性更高。而事实上，风险一直都在。

所以，与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率增加没有得到普通民众关切的原因一样，我们通常只在乎看得见的寿命损失，而忽视看不见的生命损失。

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最近提及，德尔塔相比没有变异的病毒，防控难度提升10倍。他同时认为，“清零”策略受到挑战，防控疫情需要改变心态，目标不应再是消灭病毒、清零感染病例。“清零”策略长期执行承受力低，疫情完全结束没有可能，应适可而止，采取常规防控。

过去，在疫苗接种率低、重症率高、死亡率高的时候，“清零”“保零”的政策成本在考虑到封闭带来的巨大收益（包括避免了疫情失控可能造成的巨大破坏）面前可能算不了什么，尤其是在小范围的零星疫情暴发时，成本主要由事发地的民众承担，且任何一个地方摊上疫情暴发的可能性也较小。

但遇到快速传播的德尔塔毒株，小规模的零星暴发可能迅速成为多点甚至大范围的暴发，而且随着全球疫情的延续，这种暴发的频率还可能增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遭遇疫情和围堵措施影响的几率也随之增加。时间越长，严防死守的代价只会越大，未来，即使把寿命和健康的因素计算在内，强制“清零”“保零”的成本可能远远超过收益。

我们当然不能只算经济账。生命无价。然而，选择却有成本。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我们做出权衡后选择的结果，成本就是我们放弃选项中价值最高的那一个。只不过，有时候成本显性可见，有时候成本隐性难觅。当我们面对有限资源的时候，即使目标再崇高，也需要估算它的成本。

即使距武汉大暴发已经过去一年半多，我们现在还是有一种“谈新冠色变”的情况。由于媒体的过度渲染，很多民众遇到当地新增病例就惊慌失措，哪怕这个比例是十万人中只有一例。民众对全球疫情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感染人数”，不知道国外民众如何看待新冠病毒，也难以理解国外为何会采取某种防护措施。这种信息不对称，长远来看，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

考虑到以上种种原因，考虑到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巨大的医疗资源区域不均衡。我们要提前准备的是，如何更好地与病毒共存？

首先，要教育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媒体要避免过度渲染其危险而导致民众一旦遇到病例就惊慌失措，“谈新冠色变”。也要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改变对零星暴发零容忍的态度。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国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不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嘲笑其他国家的防疫措施。报道国外疫情时不要只讲病例如何飙升却避而不谈重症和死亡比例以及所在国的承受能力。

其次，城乡对自己医疗资源进行精确评估后，设计应急医疗资源配置方案和跨区域资源调配方案。重症救治是重中之重，但国内绝大部分医院的ICU床位日常都处于满员甚至超负荷运转，很难应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中国的千人平均床位数量在全球主要国家中不算低，从国际国内数据看，接种疫苗后，新冠病毒导致的重症病例十分有限，如果可以事前建立预案，即使重症病例增加导致短期床位不足，也可通过普通床位的“腾挪”填补。

再次，与增加床位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氧气供给。氧疗是新冠肺炎最关键的治疗方式，充足的氧气对降低新冠患者病死率至关重要。而且，重症患者吸氧对设施要求并不高，普通病房用无创通气就可以。今年7月印度尼西亚疫情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提醒我们，医疗机构可在精确测算的前提下，酌情准备制氧机和无创呼吸机，以保证患者激增情况下仍可从容应对。

最后，补漏洞，补短板，优化和完善已有防控预案。除了完善已有的防控措施之外，要明确各级防控主体的职责，民众应该对防控责任主体更宽容一些，要靠依法追责，不能靠情绪追责。对于地方管理者，要从机制上转变其心态，从原来发生疫情迅速问责，致使地方领导害怕犯错而层层加码，向授奖“早发现、早控制”转变。奖惩转换，或许更有利于抗疫。

总之，我们需要根据疫情发展和变化，明确常态化管理目标，审慎计算风险和收益，并据此设立设定合理的安全边际。具体来说，未来的新冠疫情防控不应该强求保零，而是明确需要把疫情控制在多大规模下，才能防止医疗资源耗竭，社会秩序被干扰；管控的力度、时长、范围如何设定；何等条件下管控措施应解除；同时明确不同等级的疫情管控措施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将成本思维带入决策。

正常来说，为了自己更好的生存，病毒变异的目的并非杀死宿主，所以病毒变异的规律是传染性增强，致死性减弱。但凡事都有例外，从科学严谨的角度，虽然例外出现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我们绝对不能将低概率等同于不可能。历史来看，1918大流感流行中，发源于1918年秋天的第二波疫情，严重性要高于春天暴发的第一波疫情。此次德尔塔的出现，传染性确实大大增强了，但毒性是否减弱，还需要更多的数据佐证。

防控策略调整不是调过去就再也不调回来了。未来根据疫情的动态变化，我们的防控措施当然也应该动态调整。

结语

说实话，本来不太想写这个题目，因为很容易招骂。但这确实是个很重要而且早晚需要面临的问题，我写不写，它都在那里。而且，随着近期的德尔塔传播，越来越多的病毒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公共卫生专家甚至经济学家开始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对防控措施进行再次调整，如果调整，往何处去？单一的严防死守似乎逐渐不再可行。

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文章中的政策建议部分比较弱，更专业的建议和措施，有更专业的专家去思考和制定。

再次强调，与病毒共存不意味着政府撒手不管，而是从运动式防控转向常规防控。总体上，要实现与病毒共存，需要多管齐下积极推进。这个过程要分阶段有序进行，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现有政策惯性，不能因为有风险就裹足不前。作为抗疫优等生，中国可以为国际抗疫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历史会忠实地记录一切。

作者：贾铭，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