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货币政策的“不变”与“变”

中银国际证券总助、首席经济学家 徐高

“紧货币、宽信用”将有利于实体经济资产价格，不利于金融资产价格。国内债券收益率将持续面临上行压力。A股市场前景仍然看好，但风格会加速向低估值周期股切换。

2021年1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1月29日），国内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创出了2013年“钱荒”之后的最高值。隔夜利率飙升显示了货币市场资金面的收紧。在1月的最后一周里，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净回笼资金2300亿元，与前一周5980亿元的净投放形成了鲜明反差。在货币市场利率随人民银行资金净回笼而显著上升之时，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是否到了收紧拐点的讨论也随之升温。（图表 1）

1. 货币政策的“不变”

当前疫情发展仍然存在较高不确定性，国内货币政策没有到全面收紧的时候。截止到1月底，全球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超过1亿例。目前，欧美国家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虽然相比2020年底略有下降，但仍然处在较高水平。而在2021年元旦之后，我国国内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也明显反弹，全国（除湖北以外）的日度新增确诊病例数在今年1月创出了2020年3月以来的新高。尽管当前的新增确诊数仍远远小于2020年2月疫情刚爆发时的数量，但疫情的反复仍凸显了抗疫工作的复杂性。此外，虽然疫苗已经在国内外开始接种，但受制于疫苗的产能瓶颈，接种速度仍然偏慢，难以在短期内立竿见影地终结疫情的蔓延。总的来说，新冠疫情的发展仍然有相当高的不确定性，继续给经济运行带来不小的障碍。在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国内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仍然是维护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并不具有全面收紧的条件。（图表 2）

从2020年三季度开始，国内货币政策着力引导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2020年上半年，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如7天回购利率）曾一度显著低于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但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受控，人民银行退出“危机应对式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进入“常态式宽松货币政策”，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就进入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状态，一如2019年。这是人民银行的有意为之。在2020年11月26日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第11页中，人民银行说道：“引导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在合理区间内平稳运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作为市场短期利率中枢的作用持续增强。”

“永煤事件”的影响已经逐步淡去，货币市场利率有低位回升的必要。2020年11月10日，河南永城煤电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永煤”）发布公告，称无法足额偿付到期的10.32亿债券本息。“永煤”这样国企债券的违约大超预期，震动了市场。为了平息市场的紧张情绪，人民银行随后加大了流动性投放力度，让货币市场利率在“永煤事件”后的两个月里明显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但随着永煤事件余波淡去，人民银行继续维持低利率的必要性下降，提升利率的诉求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2021年1月末市场利率的上升也属正常——市场利率既然是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那就应该既有低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也有高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时候——货币市场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格局并未被打破。（图表 3）

2021年，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极低，我国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可能性也不高——国内货币市场短期利率的波动中枢应该在当前水平维持。2015年8月“811汇改”之后，我国与美国的货币政策联动性明显增强，我国公开市场操作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与美联储联邦基金利率变动方向趋于一致。过去一年以来，美联储已经多次向市场发送了清晰信号，表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会持续相当长时间，2021年美联储上调联邦基金利率的可能性极低。在美联储不加息的时候，人民银行上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概率也很低。这样一来，我国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应该不会持续走高，而更可能会做水平震荡。（图表 4）

2. 货币政策的“变”

在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波动的不变格局下，国内货币政策操作也有变化——应对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冲击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矛盾之一。

2021年1月，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上涨压力明显加大。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个一线城市，反映二手房房价上涨压力的“中原报价指数”同步明显上扬。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对其他房价指标有比较强的领先性。从这一报价指数当前在一线城市同步走高的态势来看，房价上涨的压力在明显抬头。（图表 5）

实体经济企业和居民所获得的结汇收入是此轮房价上涨背后的重要推手。从时间上来看，“中原报价指数”在2020年末就开始明显上扬，而当时国内社会融资的增量正在明显减小。因此，房价上涨应该更多从海外流动性流入方面找原因。正如笔者在1月27日发布的《流动性潮起外汇占款》一文中所说的那样，“2020年12月，中国大陆商业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已显著攀升，预示外汇占款将显著增加。在全球再循环的格局下，分析国内流动性时需要注意到正在潮起的外汇占款。”。结售汇带来的流动性投放正在让国内实体经济流动性变得更为充裕，给实体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主要是房价）带来更大上涨压力。（图表 6）

外汇流入带来的影响不止于房价，2018年以来的“宽货币、紧信用”格局都可能被逆转为“紧货币、宽信用”格局。

外汇流入可能会在实体经济和货币市场两个层面带来流动性的投放。贸易顺差的增加，以及“热钱流入”都会给我国带来外汇流入。外汇流入我国之后要变成人民币在国内流通，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商业银行的“结汇”，即实体经济的企业和居民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商业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广义货币的投放，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或者不严格地说，增加实体经济的信用）。第二个环节是人民银行的“外汇占款发放”，即商业银行用自己手中的外汇找人民银行换成人民币。这一环节带来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货币市场的流动性。

2018至2019年，我国金融形势可用“宽货币、紧信用”来概括。当时，国内外汇流入较少，人民银行主要通过“主动投放工具”来发放基础货币。在那种局面下，如果要增加实体经济的流动性，需要首先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较为充足的基础货币后，才有能力向实体经济发放“信用”（如发放信贷，购买实体企业发行的债券等）。换言之，得首先让货币市场有钱（宽货币），实体经济才能有钱（宽信用）。而在那两年，在“去杠杆”的政策导向下，监管者对银行信贷的发放施加了许多约束，使得银行发放“信用”的渠道也被阻塞。信用扩张受阻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反过来又倒逼人民银行投放更大量基础货币。这样，就形成了货币市场流动性宽松，实体经济流动性紧张的“宽信用、紧货币”之格局。

基于两方面原因，外汇的大量流入可能会催生“紧货币、宽信用”的格局。

第一是时间上面的——外汇流入带来的商业银行结汇先于人民银行基础货币发放。外汇流入国内时首先流到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和居民手中（企业和居民通过贸易顺差获得外汇）。企业和居民向商业银行结汇时，外汇就从企业和居民手中转移到商业银行手中（企业居民同时获得了商业银行发放的人民币）。商业银行手中有了外汇，再向人民银行去换人民币，带来人民银行外汇占款的发放。这种流动性的发放顺序与“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发放信贷”的国内流动性投放顺序正好相反。相应地，外汇流入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首先体现在实体经济、然后才体现在货币市场。期间，如果人民银行外汇占款发放不积极（人民银行可能担心外汇占款发放太多会被别国扣上干预汇率的帽子），那么在实体经济流动性扩张的时候，货币市场反而可能流动性收紧。

第二是对冲操作层面的——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对冲掉外汇占款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但要对冲商业银行结汇给实体经济带来的流动性投放却困难很多。货币市场有很高流动性，金融机构之间拆借资金相当容易。而且人民银行还有“窗口指导”的利器可直接影响金融机构的行为。因此，外汇占款发放出来之后，人民银行可以较容易地把它们回笼回去，或者将其冻结起来，从而抑制外汇占款发放带来的流动性宽松效应。但在实体经济中，经济主体之间的拆借活动较少，所需时间也较长。压缩银行信贷是人民银行收紧实体经济流动性的主要途径。但问题是，商业银行投放信贷的企业和居民，未必是那些通过结汇拿到流动性的企业和居民。因此，人民银行如果想在实体经济中对冲结汇带来的流动性影响，容易形成“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不平衡格局，而这并不是人民银行想要的结果。

基于以上两点原因，在全球进入再循环，我国外汇流入加大的时候，我国金融形势可能发生改变，走向“紧货币、宽信用”——这是货币政策在“不变”中的“变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