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欧盟一体化危机在2020年的抗疫表现遭到批评后，欧盟还能像以前一样，保持着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吗？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欧盟扩张的速度已经大大放慢。2019年10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以疲于应对英国脱欧与其他挑战为由，反对欧盟开启与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入欧谈判。丹麦和荷兰也认为西巴尔干国家在腐败和犯罪等问题上应对不力，入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地缘政治也是欧盟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另一个近年来积极寻求加入欧盟的国家乌克兰，也正是因此被欧盟以暧昧的态度拖延入盟谈判进展。但是地缘政治的长期博弈意味着，如果欧盟不继续“撩”，保持与周边国家的“恋爱”状态，后者或许就会“移情别恋”。美国在科索沃设有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对欧洲有挖墙脚的威胁；俄罗斯对于西巴尔干地区仍然有传统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中国在西巴尔干的大量投资，为这一地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土耳其也在巴尔干半岛的穆斯林群体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为此，欧盟委员会于2020年2月初公布改革加入欧盟程序的建议，增加了谈判可逆性等条款，相当于宣布“谈恋爱”并不必然会导致“结婚”，以便将没有承诺的“恋爱”继续谈下去。在欧洲疫情大暴发之后，欧盟首先致力于保持对乌克兰的吸引力，于4月上旬宣布将为乌克兰提供超过1.9亿欧元的援助。然而，欧盟在3月疫情暴发之初自顾不暇，宣布禁止对外出售口罩等医疗物资，此举大大打击了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的积极性。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更是在发布会上当场落泪，强烈控诉欧盟的冷漠，称“欧洲团结是不存在的，写在纸上的不过是童话罢了”。而塞尔维亚向中国求助后，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援，甚至在疫情危机缓解后向意大利援助了4架飞机的医疗物资，给欧盟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面对巴尔干地区的形势，欧盟领导层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5月5日欧洲理事会批准向欧盟的10个邻居及伙伴国提供总计高达30亿欧元的宏观经济援助计划，其中包括五个巴尔干国家（地区）。5月6日，在欧盟、塞尔维亚、科索沃、黑山、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北马其顿以及27个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举办的西巴尔干视频峰会上，欧盟官员再次试图以经济援助计划，来说服西巴尔干国家放弃与俄罗斯及中国的亲近。欧盟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吗？这种没有承诺的“撩”能有多少效果，要看它能够对相关国家释放多少红利，但这最终取决于它克服内部矛盾、重归增长轨道的能力。 另一方面，就欧盟内部的整合而言，“欧洲一体化”不是一个画好了图纸、只待施工的事业。由于成员国众多，决策机制长期缺乏弹性，不同国家对于欧盟的角色有不同的期待，于是纷争在所难免，在现实中只能不停地磨合，而挫败感永远是磨合过程的一部分。虽然欧盟在应对具体的危机过程中不断深化自身的一体化进程，如欧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加速了成员国向欧盟上交权力；但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会促进欧盟的团结，2015年开始的难民危机就使“疑欧”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新冠疫情危机是否会助长“疑欧”右翼民粹势力？由于疫情导致政治活动频率下降，我们现在还很难直观地看到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但从历史经验来看，重大危机经常会带来一种“聚旗效应”(rally around the flag effect)，使执政者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同时，抗疫本身意味着许多国家的执政党不得不对右翼民粹势力的一些主张进行“演练”，如欧盟各国之间恢复边境管控，各国似乎一下子回到了主权更为“完整”的状态。然而，疫情的凶险，也进一步暴露了单个国家的脆弱性，让许多精英和民众意识到单靠本国力量“搞不定”，这种认识对于“疑欧”力量并非福音。如果说欧盟在防疫卫生工作方面的贡献有限，那么在面对这场“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时，它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毕竟各成员国经济的恢复，仍有赖于欧洲共同市场的恢复，而欧盟则是共同市场的守护者。在共同财政议题上，5月18日，德、法两国实现了革命性的突破，同意以欧盟的名义发行共同债券，支持受疫情沉重打击的部门和地区，并以欧盟的共同预算来偿还。这是朝着联邦制共同体迈出的重要一步。7月20日，欧盟峰会27国领导人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就发行共同债券建立复苏基金达成一致意见。意大利、西班牙等疫情严重国家将获得3900亿欧盟拨款，其他国家将分享36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这有助于修补欧盟多年来因共同财政建设落后于共同货币建设所带来的结构性缺陷，进而更好地协调欧盟内部的利益关系。这场危机还让欧盟深刻意识到战略物资安全供应的重要性。然而，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向亚洲的转移，此次疫情期间欧盟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有能力建设完整的产业部门，导致抗疫物资紧缺。因此，未来要降低过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风险，欧盟作为一个区域的责任就凸显出来——各成员国必须通过相互协调以及欧盟层面的统一政策，加强相互之间的产业链整合。疫后国际秩序中的欧盟：中欧关系向何处去？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战略报告曾将中国定位为“体制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这对中欧关系而言并非良好的信号。在欧盟疫情高峰过去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和研判：欧盟精英关于经济主权和产业链风险的反思，是否必然会导致欧盟各国将相关投资撤出中国。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为对于全球资本而言，要找到像中国那样低成本、高回报的投资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在抗疫上的突出成就，实际上更巩固了其投资环境的优越性。同时，美国市场与中国市场相比，优势正在减退。欧盟各国政府也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补偿投资者将投资撤出中国所带来的损失。如果没有来自美国方面的强力干扰，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在物资供应上采取“中国+1”，或许是更为理性的风险分散途径。同时，在疫情之后，由于欧盟各国大量企业估值降低，急需外部资金注入，必将发生一波跨境并购的高潮。而这又会牵涉到欧盟与中美两国的关系。随着中国产业升级，中国与德、法等国之间关系的竞争性的一面开始凸显。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企业在欧盟各国收购了一些本地企业，如吉利收购瑞典沃尔沃，美的收购德国库卡，引发了德国和欧盟决策者的警觉。欧盟内部对于战略行业并购的政府审查悄然加强，中国企业对于欧盟内企业的并购，遭遇到越来越高的门槛。在疫情背景下，从欧盟委员会到主要成员国都进一步采取了预防性的法律措施，以防止本国的战略产业被“抄底”。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一份关于在新冠疫情期间监管外国直接投资和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的指南，提醒成员国注意外国投资者在新冠疫情危机中收购欧盟战略性资产，鼓励尚未设立外国直接投资审查制度的13个成员国推进这一工作，鼓励各成员国政府参股它们的企业。 在此背景下，德、法、意、西等国纷纷加强对于非欧盟国家企业投资与收购的审查。欧盟加强对于战略性行业并购的审查，有可能压缩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上进行并购的空间。不过，欧盟重新调整产业链的政策，也有可能给中国创造一些新的机会。欧盟各国如果要重建其工业中的某些制造环节，就会存在一个布局问题：一种可能是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垂直分工”，转化为在区域内部的“垂直分工”。有一些人提议在土地、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成员国布局制造业，如果实践按照这一设想展开的话，中国也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拥有一定的参与机会。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因为疫情而出现了巨大波折，信息全球化却随着疫情而进一步加速。在欧洲疫情的高峰期，“甩锅”“妖魔化”中国的声音层出不穷，这在中国舆论界也引发了一定的反响。不过，在恐慌时期寻找“替罪羊”，是人类社会经常有的反应，古今中外皆然。我们需要看到的是，欧盟领导层并没有美国特朗普政权的“霸权失落”心理负担，在对华交往方面，总体上要理性得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欧盟各国精英承认中国在抗疫方面的成就，并认识到中国在后疫情时代影响力必将继续上升。5月25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俗称“欧盟外长”）何塞·博雷利·丰特列斯（Josep Borrell Fontelles）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大使年会上称，新冠病毒疫情可被视为是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一个转折点，“亚洲时代”（Asian century）正在到来。6月9日，在中欧第十轮高级别战略对话结束后，有媒体提问如何理解2019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的“体制性竞争对手”（systemic rival）这一定位时，博雷利称“不认为中国会扮演威胁世界和平的角色”。在涉及香港议题上，欧盟的反应尽管带有强烈的西方价值观色彩，但与美国领导的“五眼联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相比，总体上更为谨慎。而德国从7月1日开始担任欧盟主席国 ，默克尔与德国外长都事先放风，主张德国将与中国的关系列为欧盟今后的外交重点。德国与欧盟的政策方向宣示包含了两个重要信息：第一， 欧盟领导层试图克服成员国之间因为对华政策不一致而造成的内部矛盾和利益分化，形成更为有力的、统一的对华政策。在前些年，中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与许多中东欧国家以及意大利的经济交往，已经在一些欧盟精英之中引发了“中国正在分化欧盟”的猜疑。对于他们而言，在欧盟层面形成统一的对华政策，包括宣示欧盟“共同价值观”，对于保持欧盟一体化进程而言，颇为重要；第二，在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战略，经常损害欧盟利益的背景下，欧盟与中国有着相当多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欧盟也能够利用中美矛盾，从中美两边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代世界在意识形态表述上仍然存在某种“西方”认同，但在外交政策上已不存在铁板一块的“西方”阵营。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要求欧盟成员多向北约交“份子钱”、削弱WTO和联合国、动辄对欧盟抡起贸易调查大棒、强力打压德国与俄罗斯的“北溪-2”项目，凡此种种，在欧洲受到的批评远大于欣赏。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多边主义态度和美国的单边主义态度形成鲜明的反差，关于疫苗研发和利用的政策导向也与美国大相径庭。在疫情高峰期，欧盟与中国在防疫物资和疫苗研发上已经开展了有成效的合作，在经济重启阶段，许多国家的执政党更需要通过与中国展开进一步的经贸合作，来减少疫情带来的经济震荡，保就业，促民生，从而稳定国内政局。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霸权与议程设置能力仍然非常强大（如能够成功迫使一些欧盟成员国在5G建设中放弃华为），但在后疫情时代，只要美国始终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不愿向盟友释放红利，以补偿它们与中国“脱钩”所带来的损失，欧盟在对外政策上就仍然会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乃至加强自身在防务、经济与政治上的自主性。而许多成员国仍将奉行既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又要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的策略，不会贸然加入美国发动的“新冷战”。在中美对抗加剧的大背景下，欧盟提供了一个中美两国均能发挥一定影响力的“缓冲地带”。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之后在外交上会否增加“多边主义”色彩，有可能影响到美欧关系的走向，进而影响中欧关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不差钱”的时代已经过去，美国市场相比于中国市场的优势正在弱化，美国决策精英要在外交政策上通过大幅“让利”给盟友以达成国际战略目标，在分裂的美国国内政治中具有越来越高的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相信，从长远来看，中欧文明的平等交流与互鉴，仍有着广阔的空间。这场欧盟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危机，究竟是否能转危为机，“多难兴盟”，还需要各方深入追踪和观察。就经济总量而言，欧盟的GDP总量可能很快就会被中国超过。欧盟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力也在减退。但欧盟各国在国际标准的制定和国际舆论的塑造上，仍然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不仅在与美国的博弈中需要争取欧盟，甚至在与第三世界的交往之中也经常需要援引欧盟的力量，通过增加利益相关方，来减少在国际舆论、产业标准、政治环境等方面的阻力。疫情后的欧盟硬实力相对于中国可能有所弱化，但其一体化的程度和战略自主意识有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一个单极霸权日益衰落的世界中，欧盟仍然是国际舞台上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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