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报道｜为什么是三明

北纬25°～27°，东经116°～118°，一个叫做三明的城市正在生长。
从一个广袤的空间注视，这里算不上夺目，甚至有些沉默。也难免有人疑惑，聚光灯为什么给了它？
但如果目光降落，深入其内在肌理，一个丰富又鲜明的形象呼之欲出。
它是古老又年轻的：建市至今只有60年，境内10个县市中有6个建县时间超过千年。从炸药包下“抢救”出来的万寿岩遗址，更是把古人类在福建活动的历史提前到距今约18.5万年前。
它也是充满色彩的：作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红军长征出发地，红色是它的基因。闽江正源所在地，78%森林覆盖率，又使之成为中国最绿省份的最绿城市。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从1996年到2002年先后11次深入三明调研，16次作出重要指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画好山水画”“闯出一条路子”……每一次嘱咐，都为今天的三明埋下充满深意的注脚。
发现三明，就是发现中国实践的样本。
触摸三明，就像触摸时代跳动的脉搏。
为什么是三明？
与之走近，疑惑也不再成问题。

三明市区。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摄

起点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认识三明的底色，要从《如梦令·元旦》开始。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0年1月率红四军第二纵队在行军过程中所著的一首词，开头的“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全部位于三明境内。
在中国地理版图上，它们是3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地方。但在一个民族历史进程中，它们又有一番沸腾气象。
上世纪三十年代，三明曾是“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其中宁化为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
美国作家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从福建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长征战士肯定走过的路程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
这里“福建最远的地方”，多被认为是宁化。

12月1日，三明市宁化县革命纪念园。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摄

1934年10月，18岁的红军战士曾繁益从宁化怀土镇“凤凰山”出发，还不知此次一别将是漫长半个世纪。
37岁的张元鉴和33岁的俞文捷也分别与家中妻儿告别，张元鉴的小女儿才出生不久，出发前，家人特意杀了一只鸡为他践行。
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就此开启。
据不完全统计，三明全市共有3.72万人参加红军，其中1.12万人参加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仅76人。
作为“扩红模范区”“中央苏区乌克兰”，当时宁化全县人口13万，其中青壮年2.16 万人，参加红军的有1.37万人。
他们中间，约6700名宁化籍战士踏上漫漫长征路，最终到达陕北的只有58人。
张元鉴和俞文捷都没有到达陕北。他们的名字，被铭刻在距离宁化700多公里外的广西兴安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位于广西兴安的湘江战役烈士英名录。三明日报 图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壮烈的一战。
经此一役，红军突破了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惨重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战士们的鲜血染红江水，自此有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湘江战役，也是闽西人心中永远的痛。
当年的宁化籍红军，多被编入红三军团第4师和红五军团第34师，分别承担长征中最艰巨的前卫和后卫任务。为保障主力部队强渡湘江，数千名宁化子弟牺牲。
“在湘江烈士纪念碑园，有名字的宁化籍烈士只有278位。”宁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副主任龚翠英向澎湃新闻介绍，长征途中战事频繁，档案资料留存极为困难，再加上很多人参军时年纪尚小，没有留下后代，影响了后期的烈士申报，“可以说，长征途中牺牲的，绝大多数都是无名烈士。”
勿忘
18岁的红军战士曾繁益，是红五军团第34师为数不多的幸存者。
湘江战役中，他所在的红34师100团在掩护师部主力突围的战斗中遭到袭击。团长韩伟带着战士们边打边撤，把敌人引到了广西灌阳和兴安交界的轿顶山。
“敌人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军，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好像用大量的炮弹就可以一下子吃掉我们。”
多年以后，已是开国将军的韩伟在晚年撰写《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之侧》，记录了战争之激烈和残酷。
绝命后卫，向死而生。
最危急关头，韩伟带领曾繁益等仅剩的几名战士从轿顶山纵身一跃，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万幸的是，韩伟跳崖后挂在树丛上，被附近百姓所救。死里逃生的他，历尽艰辛才到达延安，继续投身革命事业。
曾繁益也被树枝挂住，幸免于难。但因被竹签扎伤脚底板，他再也没能追上大部队，在广西灌阳一个小山村默默扎了根。

曾繁益。宁化县政府官网 图

整整五十年后，当宁化县治平畲族乡社福村村民再见到曾繁益，他已是一个68岁的老人。
那是1984年，曾繁益的侄孙曾令传才11岁。他记得叔公回来时，家里亲戚都抹了眼泪，喊着他的乳名“长子”。
“长子”在社福村住了半个月，祭拜父母、走亲访友，也讲了不少长征途中的经历。临走那天，他们徒步5里地去镇上坐车，老人一路恋恋不舍，说要带广西的亲人再回宁化。

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宁化县融媒体中心 图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这是习近平始终无法割舍的“老区情怀”。最新出版的《习近平扶贫故事》中，就有这么一段与宁化有关的老区记忆。
2002年6月23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缅怀革命英烈，追寻红色记忆。
当时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也是宁化县博物馆，展厅400多平方米，内有革命一级文物1件、二级文物10多件，还有2000多件文物无场地收藏。
“习省长，能不能支持一下我们？”时任宁化县文化体育局局长钟宁平大着胆子询问。
习近平立即爽快答应，当场同意让有关部门拨付15万元。
“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的钱。”18年过去，已退休的宁化县革命纪念馆老馆长张标发说起此事仍记忆犹新。15万几乎是他早年经手最大的一笔经费，当年省长“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给张标发留下深刻印象。
光阴荏苒，投身革命的闽西战士是许多人的牵挂。
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古田出席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习近平，专门把10位老红军、军烈属和“五老”代表请到一起座谈。
那次，他提起一段长征往事：“长征出发时，闽西子弟积极踊跃参加红军，红军队伍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牺牲。”

开国中将韩伟。新华社 图

“我死了把我的骨灰放到闽西去。”这是韩伟去世前，两次叮嘱家人的话。1992年，这位戎马一生的开国中将，成为闽西革命公墓唯一一位非福建籍将军。
曾繁益再也没能回到宁化。1988年，返乡探亲四年后，他在广西灌阳去世，享年72岁。
21年后，侄孙曾令传第一次前往广西灌阳，为叔公祭扫、与其后代相见。湘江边，他想起在遥远的宁化也有一支碧绿的江水，那是闽江上游的翠江段。曾令传暗暗许下心愿，希望有一天能把叔公的骨灰带回，长眠故土。
再出发
翠江水蜿蜒向东，经清流、永安等地，改称沙溪，进入三明市区境内。
这座城市的名字由“三元”和“明溪”两县合并而来，“小小三元县，三家豆腐店，城里磨豆腐，城外听得见”，说的就是三明的前身。
先有工业，再有城市。1958年对三明现代化进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年4月，三明被辟为重工业基地并成立重工业建设委员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万建设大军聚集在当时还叫做“三明县”的地方，开启打造一座全新的工业城市。
陈新云（化名）1958年夏天从老家福建长乐来到这座闽西小城。22岁的她还梳着两根辫子，通过招工进入三明钢铁厂（简称三钢）。工厂所在地是一大片荒芜山地，一人多高的茅草盖满了整个山头和小高炉。

陈新云（化名）（前排右一）1969年与同事留影。受访者提供

“条件很苦，人心却很齐，连挑土方都在喊着号子比赛。”走过一甲子，当年热火朝天的场景陈新云历历在目。
据她回忆，刚开始工地上没有水、没有电，甚至连住所都没有，大家就借住在周围村民家，后来有人组织上山砍毛竹割茅草搭盖草棚，很长一段时间，她就住在毛竹搭的棚子里。
沙溪河两岸渐渐热闹起来。钢铁厂、化工厂、焦化厂、重机厂……工业企业群的形成，带来了医疗、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
连接两岸的浮桥曾是许多老三明人的记忆，它由几十艘木船搭设而成，每逢汛期通行十分不便。1959年4月，列西的三钢与列东的麒麟山之间，三明第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列东大桥建成通车。

三明列西浮桥。三明市档案局 图

如果没有来到三明，很难想象一座闽西小城，在布局上有着“东方布达佩斯”之称。
三明重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主任，也是后来的三明第一任市委书记张维兹曾撰文介绍，三明的地形类似于沿多瑙河筑成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因此有意将三明建成美丽的布达佩斯似的带形城市。
按照当时规划，以沙溪河为中心，西岸是重工业区，以钢铁厂、化工厂为主，东岸为行政、生活区，两端的城关、复兴堡和列东是轻工业区，沿河修建几座大桥，江滨辟为公园。

三明城区卫星图。三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图

经过一代又一代努力，三明基本形成了之前的规划设想。三钢也历经“大浪淘沙”，成为三明城市发展的一面“旗帜”。
1998年，三钢年产量从建厂之初的20万吨增长至100万吨，5年后，数字再次翻倍。
陈新云一直在三钢工作至退休，她的女儿通过招考进入三钢炼钢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的“钢二代”“钢三代”有很多，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三钢厂门前的八个大字——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但与此同时，重工业污染也为三明带来了不能承受之重。
“一年吃进一块砖。”1995年，三明市区的降尘污染与鞍山、包头并列全国第一。
不少人记得，曾几何时，三钢厂区的办公楼，一天不擦桌子就蒙上厚厚灰尘，穿着白衬衫在厂区走一圈很快变了颜色。“人气最旺”的地方之一是职工澡堂，每到交接班时段人满为患，下班后必须先洗个澡，否则很可能被老婆挡在家门外。
可持续
2000年是三钢发展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页。
千禧年第一天，时任福建省代省长习近平对当时悬而未决的万寿岩保护作出批示，明确提出整体保护的4点意见，并强调：“万寿岩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资源，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后代子孙，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破坏全社会和后代的利益。”
万寿岩位于三明市三元区岩前镇岩前村。上世纪90年代，在其考古价值被发掘以前，这座石灰岩山体是被三钢买断开采权的优质矿产资源，仅前期投资就高达7000万元。
持续的开采，让万寿岩日渐损毁，这可急坏了附近的岩前村村民。
“半山腰的灵峰洞，洞口被削去了2/3。”岩前村党支部原书记王源河记得，过去每逢爆破声响起，村里就像出现一次小地震，窗户随之振动，大小碎石飞溅到田里，庄稼都不能好好种。
怀着保护家园的心情，也为求一份日常安宁，岩前村村民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终于让地方政府注意到此事。

万寿岩遗址。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摄

万寿岩到底有没有保护价值？
万寿岩遗址博物馆副馆长朱凯介绍，1999年，经过三明市政府协调，由三钢出资8万元，请文物部门一个月内对万寿岩进行考古发掘。
“考古队分别在灵峰洞和船帆洞，发现哺乳动物化石、石制品和石铺地面等重要的史前遗存。”朱凯回忆，为慎重起见，当年发掘出土的石器标本被送到北京。已过鲐背之年的文物界泰斗贾兰坡一件件鉴定，郑重写下“这个遗址很重要，必须保护！”
在朱凯看来，那时万寿岩的重要性已经非常明确了，但三钢是省直属大型钢铁厂，“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各类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万寿岩遗址的整体保护谈何容易？”
于是有了新年伊始决定命运般的“一锤定音”，三钢停止爆破开采。
2000年1月25日，习近平再次对万寿岩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一个从“炸药包”下抢救出来的史前遗址得以留存，从而有了后来的“北有周口店，南有万寿岩”佳话。
如果说保护万寿岩是对人类文明的珍视，明确绿色发展则是对当下和未来的抉择。
2000年1月和8月，习近平先后两次深入三钢考察指导工作。他对三钢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作出“三钢在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要走在全省前头”等重要指示。
治污，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三钢安环部部长郭光章至今记得，2011年，时任董事长陈军伟把他叫到办公室，指向窗外三明市区的方向，要求厂区空气指标达到和市区一样的程度。
在那之前，三钢已在厂区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一旦拍摄到无组织排污，就直接问责分厂负责人。第一年考核，烟囱冒一次烟就要扣掉厂长2000块钱。
“那个情况下压力自然是非常大。”郭光章解释，当时钢铁业正处于寒冬期，企业效益不好，环保治理技术也未达到现在的水平，但钢厂要与城市和谐共处，就必须提高自身要求，这是国企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12月初的三钢集团。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摄

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以来，仅三钢本部就投入近30亿元，新建环保设施或完成环保升级改造项目350余项。2015年，钢铁行业遭遇“极寒”，三钢在严重亏损下，仍投入近5000万元用于改进工艺，减少污染物排放。
“三钢就是我们的家园，如果家园破坏了，再怎么发展，都是牺牲生存的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是短视行为。” 谈起转型“阵痛”，三钢集团总经理何天仁向澎湃新闻直言“别无选择”——当生产与环保发生矛盾，生产必须为环保让步。
2018年12月，三钢成功获批国家AAA级景区。监测数据反映的三钢片区环境空气质量也逐步接近市区水平。
三明市生态环境局总工邓朝祥告诉澎湃新闻，今年前11个月，三钢PM10、PM2.5浓度均值分别为37ug/m³、24ug/m³，三明市区PM10、PM2.5浓度均值分别为38ug/m³、22ug/m³。
三钢安环部副部长任成忠还提供了一组数据：2012年三钢钢产量694.77万吨，厂区每月降尘量26.33吨/平方公里，2019年钢产量超1200万吨，今年前11个月，厂区每月降尘量下降至8.39吨/平方公里。
山水画
47岁的孙桂英怎么也想不到，自个儿家有一天也能成为景区。
2019年12月，将乐常青旅游区进入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名单。该景区位于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清澈的金溪河宛若一条碧绿色缎带，对岸就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松林。
孙桂英1995年从宁化县娘家嫁到将乐县常口村。那时常口还是个“三无村”——没有一条水泥路、没有一幢新房子、没有一盏会亮的路灯。
结婚头几年，她和丈夫主要靠种芋子、稻子、烟叶等谋生，农闲时去城里打工，年收入几千块钱。
1997年4月11日上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常口村调研。和乡亲们站在村口，望着眼前的山水，他殷殷叮嘱：“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田文章”。
那次调研，习近平走进了常口村村民邱彩立家。
他问起邱彩立家里几口人、收入如何等基本情况，还叮嘱说要勤劳致富、重视教育、团结邻里，这些后来都写进了常口的村规民约。
邱彩立拿出当地特有的擂茶招待——22年后，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提及了这段与常口村村民的专属记忆：“那是我第一次喝擂茶，里面有米吧？还有芝麻、茶叶、橘皮……”
习近平来村里时，孙桂英没在现场。起初她听村干部转述，还有些一头雾水，“天天都有的山水，怎么就成宝了？”

将乐县常口村。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摄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不是一笔难算的账。
2000年以后，当地一家木筷厂看中金溪河对岸的山林，几次提出收购，开价就是15万。这对当年村集体收入只有几万元的常口村来说堪称“巨款”。
孙桂英记得，村里一度也有不同声音，是村干部挡住了诱惑，“如果卖掉，就是吃了祖宗的饭，砸了子孙的碗。”
虽然读书不多，孙桂英也明白其中道理所在：砍一棵树容易，种一棵树非常难，如果把林子砍了，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保住青山，还要守护绿水。常口村党支部书记张林顺又讲起一段往事，2015年左右，金溪河里有几艘采砂船，浓烟大、噪声大，金溪河也变得浑浊。
“采砂船一响，黄金万两。” 张林顺坦承，采砂场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数万元收入，当他提出要拆除时，自然有人站出来反对，原本关系熟络的采砂场老板也跟他翻了脸。
这种情况下，张林顺重提当年大家不同意木筷厂收购天然林的事，引起乡亲共鸣，反对声逐渐减少。整治非法采砂船行动也在将乐全县铺开，一年内该县取缔30余处非法采砂场。

常口村全貌。将乐县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 图

“画好山水画”，常口村的好日子慢慢到来。近年来，该村严把“入门关”，引进企业发展文旅康养、特色农业，在生态与经济之间探索一条平衡路径。
差两年就满60岁的邱彩立前不久在县城开了一家擂茶馆，期盼着生意越来越好。不忙的时候，她还是喜欢回村里住，家门口路更宽、水更清、日子也惬意许多。
孙桂英和丈夫早已实现家门口就业。她一人做着两份工：在附近工厂食堂当大厨，利用倒班时间给村里“研学基地”的孩子们烧饭。今年7月，她还把自家老房子折成“房票”，流转给村里开擂茶馆，每月又增加700多块钱收入。
“以前一年能赚两三万就算了不起，今年我们两个人预计能有九、十万呢。”孙桂英笑得合不拢嘴。
闯出去
和很多致力于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地方相比，沙县可能是个例外。这片拥有27万人口的土地上，外出从事小吃业的超6万人，占比超全县1/5。
沙县小吃拥有千年历史，真正走出“家门”，还是上世纪90年初期。
最早出去讨生活的，是沙县夏茂镇和城郊一带的农民，当地“八山一水一分田”，人多地少，思想活跃，也有因赌博输钱或民间“标会”垮台，为了躲债外出谋生。
罗婵玉的父母就是沙县夏茂镇最早一批外出闯荡的小吃业主。1992年，他们的第一家小吃店开在泉州，当年秉承的还是“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一天营业额百十块钱，几年后继续“南下”，把店开到了厦门。
2003年，31岁的罗婵玉在浙江温州开出第一家沙县小吃店，她笃定这个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城市将成为餐饮业的“蓝海”。
一开始，罗婵玉只投资了3万元，80多个平方，2/3用于经营，1/3用于住宿，生意好的时候，月利润可超过1万元。之后罗婵玉继续“北上”，陆续在杭州、上海、北京开出更多店面。
2013年，考虑到父母年迈，罗禅玉把主要精力转回家乡，致力于祖传手艺夏茂豆腐丸的制作推广。对像她这样的经营者来说，做小吃赚的是辛苦钱，是靠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换来的。呈递给顾客们的美食，不仅仅为填饱肚子，也是沙县人吃苦耐劳、敢拼敢上的直接体现。

11月24日，三明市沙县，文昌街。澎湃新闻记者 孙湛 摄

今天的沙县小吃，门店超过8.8万家，年营业额超过500亿元。
不少人把它戏谑为一个“神秘组织”——规模远超肯德基、麦当劳，遍布海外62个国家和地区，江湖传闻“有人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
但很少有人知道，从“地方小吃”进阶到“国民美食”，沙县小吃背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与推动。
早在1997年，沙县就派出政府人员赴福州考察“小吃进城”现象。当时，福州的沙县小吃店超过1000家，考察组通过走访调研，结论“喜忧参半”。
“喜的是，沙县小吃确实赚钱，甚至比预想中还要好。忧的是小吃业主们在经营方面面临卫生、证照、制作工艺等诸多困难和问题。”曾任沙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县小吃同业公会会长的黄福松回忆。
也是在1997年，沙县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下决心将小吃作为重点产业发展。
之后，小吃办、同业公会、小吃培训中心……一系列富有官方色彩的机构、组织相继成立。它们如“三驾马车”，从政府组织、行业自律、技能培训等方面发挥作用，沙县小吃也就此逐渐告别草根状态下的单打独斗。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曾5次视察沙县，2次对小吃产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999年3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沙县调研农村工作时指出，“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一条路子，现在应当认真进行总结，加强研究和培训，深入挖掘小吃业的拓展空间。”
2000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习近平对沙县小吃再次“指路”，“要找准今后经济发展的支撑点，特别是加强以沙县小吃业为支柱的第三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任接一任
一任接着一任干。明确定位和方向，才有沙县小吃持续20多年的探索实践。
早在10多年前，沙县县委县政府就下文明确，允许机关干部“两留一脱”（保留工资、职务，脱离岗位），外出从事小吃经营。他们在外承担着一个重要任务，即协调管理所在城市的沙县小吃业主。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提出“一乡一城一组织”的管理思路。由乡镇牵头，分别在一个或多个城市建立行业自律管理组织，即沙县小吃同业公会驻XX地联络处。
联络处人员主要做什么？一位叫做余昌李的沙县小吃同业公会驻上海联络处支部委员会书记令很多人动容。
据《三明日报》报道，余昌李曾是沙县高砂镇小吃办的一名普通干部，2004年被派驻上海。15年间，他带动上海的沙县小吃发展到3000多家门店、119家加盟店、超6亿元年营业额……
对上海1.2万沙县小吃从业人员来说，无论是市场维权、证照办理、提供店面信息、开业指导，还是子女上学、医疗事故纠纷等，余昌李统统倾心服务。
2019年5月16日，余昌李因病在上海离世，年仅43岁。从各地赶去为他送行的小吃业主多达百人。中共沙县县委追授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如今对沙县小吃业主们来说，从资金到选址、从制作到原料、从互助到维权，都有强大的组织依靠。
“以前是让老百姓赚钱，现在让老百姓更轻松地赚钱。”沙县县委书记杨兴忠向澎湃新闻坦言，沙县小吃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沙县人民创业致富的支柱。
他认为，每一届党委政府都有责任有义务，让这个产业成为“传家宝”，并走上转型升级的道路，实现“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现代化、国际化”。

沙县夜景。三明市融媒体中心提供

多年前，黄福松曾提出一个问题：沙县小吃经营多在外地，与本地GDP 总量增加关系不大，税收也交在外地，对县财政收入增长也不足称道，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去推动？
他自己得出的答案是，小吃产业的发展，为沙县经营者们积累了财富，也为沙县发展带来颇具规模的资本积累，“这股力量根植于沙县，大多用于沙县，成为沙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黄福松看来，沙县小吃不仅破解了“三农”问题，更锻造了一批又一批有胆识、有能力的创业型人才，他们在与市场风浪的搏击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本领，成为沙县最宝贵的资源。
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沙县的高楼大厦。在推进小吃产业发展过程中，杨兴忠最真切的体会可用六个字概括——以人民为中心。
他细数今昔：1997年沙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805元，2019年增长至20528元；过去县城建成区面积只有6.7平方公里，现在超过30平方公里。原来沙县高楼大厦10层以上的只有3座，现在170多座以上……
“做这个小吃干什么？就是让老百姓增收致富，就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杨兴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