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冠病毒和改革

跳出疫情看世界

很多企业把目前陷入的困境简单归结为疫情，这也是片面的，也要反思自己能不能跟得上高质量发展和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拥抱中国事实上已经出现的新技术、新消费、新组织的变革。

△秦朔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

目前我们的人均 GDP 水平只有美国的 1/6，只有日本的 1/4，在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新的投资机会。疫情打击了很多行业，但疫情完了之后，生活还要继续，还要更美好，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努力的方向。

但现在我们又陷入了被疫情所控制的思维状态，出不来了，言必称疫情影响，弄得心神不定。这个时候要换一个视角去看问题。

我最近经常想到罗曼·罗兰的那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的问题都是现实，是我们必须面临的。

但作为一个企业，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给定的约束因素下，你还是要往前走，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愿景，用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带来下一波成长。这种思维的转变很重要，就是要用未来牵引自己前进。

退一步讲，疫情无论如何肆虐，注定还是短期袭击，哪怕说是一年两年。同时，就疫情本身来说，骤发的、高压式的冲击在中国已经过去了，全球也在慢慢地恢复。所以今天中国企业应该跳出危机框架，去构想新的发展框架。

宏观公平与微观创新

中国今天的营商环境、制度资本、社会文化资本当然还是有许多不足，政府也在不停改善，比如说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中国从前一年的 46 位增长到去年的 31 位，各地都在“放管服”改革，总体上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在下降的。

当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机械化、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比如说房地产领域的过度限价，不论拿地成本多少，价格先给你限了，导致在一些大城市出现了精装修变成普通装修、普通装修类似毛坯房的情况，否则企业就要亏损。再比如，同样地段，一个开发项目投入的设计费是上亿，另一个只有一千万，但是卖的价格必须一样。

这样的政策不是鼓励企业对产品精益求精，而是逼迫企业尽可能去砍成本，同时政府在土地出让金价格方面却不下调。这样压力全在企业身上，这说明我们在精准施策方面还有很多主观主义的惯性要改善。

在总体制度环境改善的背景下，很多企业的压力是结构性的，有些是素质性的。

所谓结构性是指，宏观经济增速慢慢下行，现有市场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高速增长，很多行业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峰期，比如汽车行业这两年的总体销量是在下降的。

可想而知，当增量空间变小，存量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市场会向着龙头企业集中。在这种结构下，不少企业的压力是很难化解的。

今天企业的困境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周期性的、外部性的、结构性的、素质性的，也有体制性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金融待遇、准入待遇、司法待遇等方面还有不公平，这就是体制性的。

但同样的体制环境，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中也有不少民营企业，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呢？本质上还是因为人家专业能力过硬，长期做好了基本功。

这些案例启发我们，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呼吁制度公平，另一方面要反躬自省，自己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能不能与时俱进和超越。

新变化，新气象

其实不仅仅是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中型的民营企业，也有很强的不安全感。

这个不安全感也是系统性的，包括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对未来全球化外部环境的忧虑。

除了外部因素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对民营企业的待遇不公平也让它们沮丧。

过去这些年，特别是 2015 年到 2018 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总体趋势是，原来私人企业是比国有控股企业要高，变成国有控股企业比私营企业高。

利润的大盘子一进一出，从比例看，就是民营的少了，国有的多了。这些问题在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民营企业的焦虑是多重性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也不同意把民营企业今天的问题都归结为政策不好，地方营商环境不好。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很多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也是龙头企业、冠军型企业对其他企业的挤压，全世界也是这样的，未来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

第二，大量中小型企业发展到今天，因为过去的粗放增长和过度竞争，基础素质不够，也没有太多钱去做研发，今天面对激烈竞争，没有创新型的产品技术改进，同质化的产品不再受到市场青睐。未来越来越需要研发的创新人才，中小型民营企业力量比较弱，压力是明显的。

我觉得现在大家过于悲观了，只看到了传统的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在疫情特定环境下受到的打击。

但没有看到，今天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形态跟以前不完全一样了，今天中国出现了阿里经济体、腾讯经济体，包括美团、携程等各个细分行业里的平台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是附着在这个生态上面的，这些中小型企业很多日子过得是不错的。现在叫苦不迭的是受不了的，日子过得好一般是不会说的。

拿我们所在的内容行业来讲，在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出现了大量的内容创业的新增长点，解决了很多就业。还有保险业大量扩招、零工经济动态流动等，经济形态在发生变化，只盯着令人沮丧的一面是不够全面的。

我接触了大量新型创业者，让人很乐观。我发现 80 后、90 后这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新消费群体很有活力。

我们 60 后、70 后这代人心目中的中国优秀企业都是世界级的某个企业的中国版，比如说我们要做中国的索尼，中国的欧莱雅，中国的三星，但是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关心的不是成为谁，而是让自己开心，同时注重取悦顾客，比如做网络文学的阅文、做饮料零售的喜茶、做新能源汽车的蔚来汽车。

政府的角色是维护规则，

而非直接配置资源

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在硬件软件和人力资本培育上做了这么多工作，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去发挥作用。两条腿走路，两只手并用，一个是政府之手，一个是企业无形的手，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宝贵经验。

这个阶段我的担心在于，由于疫情客观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于是政府从环境的营造者、规则的制定者和公平的维护者的角色，更多又向着直接去配置资源的角色方向偏移。在政府更多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会导致很多寻租问题、绩效评估薄弱的问题、任人唯亲的问题。

这些年看到的很多迹象也令我很沮丧，比如说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补贴补助型的专项基金，由此催生了一个专门的服务产业链，去和政府的内部人勾兑，从申报到最后评审过关，一条龙服务，拿回扣、拿提成。

表面看起来是政府扶持、补贴了很多产业，事实上钱流到哪里去了？最后有没有绩效评估？不少人说，中国的商业模式不只是 toC、toB，还有 toG（政府），因为政府掌控和配置的资源现在有增多的趋势。

这就又回到政府定位上，要真正要变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不要变成一个政府去主导市场，今天搞这个项目，明天搞那个专项，加剧地方政府负债，有时还没有正效益产生，新一任政府上来，再搞一轮新东西，其实还是“三拍工程”。这个债总是要还的，谁来还？还不是纳税人来还！这样的话，纳税者将越来越辛苦。

我个人是一个谨慎的乐观者，我们并不怕病毒，其实也不怕某个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唯一怕的是我们思想上的封闭和禁锢，束缚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担心这种氛围成气候，大量的人整天陷入没有实际贡献的口水战，整天把自己的境遇都归结为别人的原因，从而加剧社会的紧张程度，好像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发展问题了，而是怎么斗来斗去的问题了。这就麻烦了。

我们要安定下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我认为中国只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主轴，同时注重普惠，注重平等，把社会整体环境营造好，中国发展空间其实还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