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员之心（一）

人的自律之艰难，并不是简单一句“照着系统做”就能轻易解决的，相比较而言，工具理性可能也不能解决问题。知行是否合一，也同时是中西文化是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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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中，与康德伦理学最接近的，就是王阳明的心学了。王阳明是两个半圣人之整一，心学兼有儒、释、道的精髓，说它是中国哲学的代表一点都不过份。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有些“人为自然立法”的意味。致良知学说，既有知又有行，既有认识又有实践，与康德的实践理性颇类似。“一念发动处，便既是行了。”“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这也是康德日常意义上的良心的概念。

康德将认识论和伦理学划开，实践理性没有认知的意味，与自然规律无关。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天地万物与良知之间，没有障碍，只要本着良知，便可心想事成。

康德将经验（现象）世界全部排除在道德律之外，其实践理性可以归结为几条纯形式的原理，作为自由意志的自身规律，可以定是非，与好恶无关。王阳明的良知是建立在对行为内容和质料的直接感受之上的，“无物无心”，“无理无心”，“只是个是非之心”，它唯一取决于人的好恶，即取决于人的自然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是儒家传统的孝悌忠，“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现处，只是一个真诚恻坦，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事亲，便是孝，以事兄，便是悌，以事君，便是忠”。所以，看起来，这个也是一条“做人”的原则，人是“做”出来的。

西方伦理，将知识置于好恶之前（苏格拉底），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将法律和教育加之好恶之后，康德将好恶排除在道德律领域之外。看起来，西方的人是孤独的个体，回到群体的关系伦理是非常折腾和艰难的。而中国哲学从未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从未“离家”，“反身而诚”就可以发现自己仍在天然伦理群体中。康德的自律伦理必然导向假设上帝的救赎，阳明心学则可以借助人我固有的大心大我就可以打破形体间隔，投身于浑然一体的自然本体。这也是中西人性观的最根本的区别。

因此，中国人讲的尊天理灭人欲，是一种自然律，它不是基于自由意志的，是一种他律。即使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是“替天行道”，这是有条件的，合乎自然之道（天命），体现为社会和谐（礼），即家和国平。因此这儿的”道“和道德是一种工具，统治国家和民众的工具。

真正的自律，是更高层次的自由，既有任意性，又有必然性：人为自己立法，然后顺畅实行之，就打到自由的境界。自由意志使人有了个性，自律使人有了前后一贯的人格，有了高于一切自然物的尊严。

对交易员来说，“道法自然”，“遵循天道”，就像一道万灵符咒。又看起来，如果我们追求“静”，追求“水”，就可以做到静，做到流水的境界了。我们靠我们的大心“反身而诚”来完成这个，根本不用关心这个心还有所谓的结构。根据“知行合一”说，我们“知道”要追求道和静，也就是我们就做到了“道”和“静”。

当然，康德的自由自律论，也是一种理想，现实中的人基本不可能完全按照绝对律令来实践。人性既是善的，又是恶的，在善恶间摇摆。如康德也认为：“个人意志随时都可以爆发出对旁人的反感，并时时努力使自己对绝对自由的要求不仅是独立的，而且甚至成为凌驾于本性与他一样的其它存在之上的主宰”。对交易员来说，完全遵守一些规则的难度，可以和绝对律令相比了，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了的。

因此，交易员的终极理想，自由和自律，看起来是极难实现的，其出路既不在中国古典中，也不在西方理性主义中。极有可能，交易员和市场的关系，不是一种认识关系，而是一种生存关系。那么，就有必要梳理下西方非理性哲学的脉络，看看交易员可以如何在市场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