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大格局下，应该避免哪些“雷区”？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应对百年变局、重塑竞争格局、开拓发展新局的战略部署。“双循环”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经济发展范式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政策先后经历了鼓励出口的出口导向型政策、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构建经济发展“双循环”格局的演变。我国在2020年提出“双循环”战略的深意何在？如何理解“双循环”战略的内涵？“双循环”战略对我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做出探讨。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要求我们实施“双循环”

 

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要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谈起。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国际局势变化，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国家，中国出口占经济的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甚至是发达国家。因此，在2007年的时候，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提出了“中美国”的概念，其含义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组合。这是当时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经济格局上，美国消费下滑，国际市场萎缩，加之中国产能过剩，中国经济外部风险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或被政府接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在国际投资不足，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过去外向型经济下所积累的庞大产能无处释放，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中央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的改革。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供需平衡，如果单纯从供给端压缩库存，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强压库存会造成失业）。因此，我们还要把需求侧做大。

 

做大需求侧有两种方法。一是凯恩斯主义的做法，政府刺激和创造需求。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但是长期看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债务风险，甚至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更大的产能过剩。因此，做大需求不能过度依靠政府的力量，提升居民消费来做大内需才是根本出路。

 

2008年以前，中国出口占世界份额太高，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内需支持，仅靠外部是非常危险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是中国推行“双循环”，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第一个原因。

 

从中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图 1），可以看到中国2006~2009年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都超过了5%，甚至在2007年、2008年达到了9%以上。而到2010年以后，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如今占GDP的比重已不足1%。这也反映了我国经济逐渐向内循环转变的趋势。

 

 

 

2008年之后，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崛起，各项红利叠加，促进经济出现一轮高速增长。在2010~2018年之间，我国移动互联网高速普及，加速了数字化技术在商业中的普及应用，释放了一轮技术和人口红利。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商业的运营效率，由于数字化产品具有研发成本高、边际成本低的特点，因此数字化产品可以大批量复制，可以说数字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规模经济的限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BAT”等数字行业巨头。

 

同时，这一时期，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跳过有线宽带普及，直接进入移动互联网普及的阶段。相比有线宽带，移动互联网不受固定场地的限制，更容易下沉到低线城市用户，这释放了大量的人口红利。“数字技术+移动互联网”所释放的技术红利和人口红利，带来了国内经济出现一轮新的繁荣。按照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在201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图 2）。

 

 

中国的崛起，令过去中美互补型的经济结构出现了变化，中美之间的关系正从合作大于竞争，逐渐转向竞争大于合作甚至是冲突的局面。

 

这种新的竞争关系下，我们推测美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两种对策：一是让中国经济“大而不强”，这体现在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会有更多的摩擦；二是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就是在关税、贸易领域会发生更多的摩擦。

 

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并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有应对之策。所以国家提出“双循环”战略，这和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做法相比是非常大的转变。

 

二、“双循环”与“三驾马车”

 

“双循环”，意味着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GDP是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指标，用支出法计算一国GDP，其总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总和。因此，我们常把投资、消费和出口称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般而言，我们不会特别强调“三驾马车”中谁更重要，而是要看在不同阶段，“三驾马车”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而“双循环”则是要更好地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关系。

 

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我国外需大幅下降，大量依赖外需的供需关系被打破。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调整国内的供给使之下降。当出现产能过剩的时候，通常的做法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当时的过剩产能大多集中在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行业，且以大型国企、央企为主，如果完全交由市场配置资源，则可能会面临强大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阻碍。

 

针对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去产能的问题，我们在2015年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淘汰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的成效非常显著，煤炭、钢铁等价格恢复上涨。2017~2018年我国PPI开始回升，但这个时候有部分学者对经济周期出现了严重误判，认为去产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新一轮的周期将要开始。

 

但现实却并非如此。2019年开始，我国PPI又开始下滑。这是因为2015~2017年的去库存，并没有完全实现去产能，而是更多地实现了去产量，企业只是压缩了产量，过剩的产能（厂房、设备等）依然得到保留。

 

再看出口，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国际贸易受到影响，出口波动加剧。而且一个大型经济体，其大量产能依靠出口释放，是非常危险的经济结构。一旦出口产生波动，过剩产能将会严重冲击国内市场。

 

所以，在新的形势下，提升需求侧，也就是“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成为一个必然的选项。

 

所以，我们看到“双循环”战略的出台，是国家从出口导向到供给侧调整，再到提升需求侧的演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扩大需求侧与过去刺激需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我们对需求的刺激，采用的是凯恩斯式的方法，以投资刺激需求，这里的需求方是政府或者企业。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需求刺激，则更多的是提升居民消费需求，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并破解结构性失衡。

 

三、“双循环”有助于打破低端产业的发展陷阱

 

“双循环”战略，国家主要有两步棋，一是消费，二是科技。

 

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些对消费的误解。有些观点认为，当前国家应该鼓励科技创新，而鼓励消费会让我们的产业停留在相对低端的位置。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消费和科技并不矛盾，恰恰相反，消费的提升，会起到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提振消费有助于打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低端产业陷阱。

 

在出口导向型的时代，企业往往追求低成本的优势。这是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一种自然而然的优势，企业依靠低成本优势进入发达国家，往往能够取得一定的市场。但是需要注意，对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而言，长期固守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所谓“比较优势”，是一种战略幼稚行为。当前中国企业在芯片等核心技术上遇到的“卡脖子”问题，已经是沉重的教训。

 

当国家重视国内消费市场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消费层次的需求会逐步提高，对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会有更高的诉求，这会倒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进而推动企业的创新。

 

例如苹果在推出iPhone手机前，美国市场已经存在黑莓、塞班等系统的“智能”手机，虽然具有一定的网络功能，能够安装应用软件，但功能仍然较为单一。而iPhone的出现，以大幅度领先竞争对手的性能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体验，也开创了智能手机这一广阔的蓝海市场。

 

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可以看出，越成熟的经济体，消费和科技互相促进的作用越明显。这也是“双循环”实现消费和创新的基础。

 

我们从国家政策引导来看，科创板的推出，使我们从直接的产业政策引导，到推出更加市场化的注册制，显示出国家鼓励创新思路的演变。更加市场化的机制，让科技创新有了更良好的成长环境。

 

四、国际经验：保持开放，避免资产泡沐

 

部分发达国家或多或少经历过“双循环”的阶段，或者曾经面对过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形势。因此，我们可以从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

 

从成功经验来看，“双循环”最成功的应该是美国。

 

美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以内需为主的经济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的消费不光支持了美国的企业，甚至拉动了整个世界经济，所以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当一个国家成全球经济的中心，自然就能培养全球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企业；美国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开放的心胸。美国的商业环境很自由，企业进出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人才进出自由。只有保持开放的心胸，人才和资源才会聚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美国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一个经典的案例。

 

相比美国，我们的政策大方向是对的，我们开始注重内需的培养、继续保持开放。但是我们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克服，比如人才、资本的流动，我们还有一些限制，这些在未来需要克服。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吸取教训。这其中日本的教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挑战美国，但是随后日美贸易摩擦加剧，日本和今天的中国面临相似的局面。很可惜，日本当时出现了一个失误。日本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即没有在出口下滑的情况下，提升居民消费，然后提升供给侧的效率，淘汰落后产能，使市场出清。日本只做了一件事——降息。降息带来的结果就是房价和股价大涨，创造了一个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时代。而泡沫一旦破裂，就造成了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

 

日本的产业教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即日本的企业缺乏战略。迈克尔·波特对日本企业长期研究后发现，日本企业把战略和经营卓越混为一谈。但是只靠经营卓越是不够的，企业没有战略，就缺乏长期的视野，容易被新兴产业所颠覆。例如日本的卡片式数码相机曾经牢牢控制着行业，但是智能手机出现后，卡片式数码相机几乎全被手机所替代。新能源汽车特斯拉的市值，遥遥领先丰田汽车。这就是日本企业所存在的问题。

 

最后日本的商业文化强调忠诚、敬业，导致企业家精神缺乏。在日本，企业员工很少跳槽，这种固化的体系与美国灵活的企业文化相比，很难创造出美国式的技术、模式非常另类、新潮的企业。

 

五、需要避免的“雷区”

 

在“双循环”刚提出的时候，有一些误解。最早的误解是看到前半句话“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以为我们要降低对外开放的程度。这显然是一个误解，“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是一个趋势，也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但并不代表我们要主动放弃国际市场，这是第一个错误的判断。

 

科技文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技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需要国家保持开放的姿态来接纳。“双循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开放倒逼改革，并积极参与全新的国际分工。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说要关起门来强调自己的产业安全。而是要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把核心的东西尽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也要跟别人去合作。

 

我们要意识到，每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有资源禀赋的因素，也有偶然性的因素。为什么光刻机只有荷兰做得最好？荷兰的科学家一定比美国的好吗？肯定不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既要有危机感，也要有保持全球合作的心胸。

 

从目前看，对“双循环”意义和价值的理解，国内的意见基本一致了。但是在执行层面可能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

 

一是，避免以运动的形式进行创新。我们国家提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进行创新，方向是非常好的。因为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而且日本、中国台湾都有由政府部门主导的产业政策成功的先例。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防止政府走过头，避免一窝蜂式地扎堆到一些科创项目中。这样很容易破坏产业生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很多企业炒作概念，真正做事的企业却得不到扶持。我们的建议是，政府主导突破基础技术。因为企业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些创新是靠多学科知识的叠加完成的，企业通常没有能力完成所有的突破，而这是政府的优势。

 

二是，鼓励消费是对的，但我们不能揠苗助长。我们要避免只有口号没有落实，假如我们认为“双循环”是很对的，但不去落实，那么它最终没法形成真实的红利。

 

最后，要避免日本的教训，不要把提升内需做成经济泡沫。我们在做“双循环”的时候一定要同时进行结构性的调整，要实现市场的出清，同时要培养活跃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相比日本，我们的政府是有优势的，这个优势要发挥好。

作者：刘胜军，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中欧商业评论，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本人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