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抗疫失败两大原因——特朗普和妥协州

特朗普政府应当对美国未能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负上主要责任，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鲜有提及的原因，那就是1787年的康涅狄格大妥协。这一事件在当年发生之时就阻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并因此削弱了国会对疫情的应对能力。

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无论是较小还是较大的州都不同意实施代表制，因为前者要求各州地位平等，后者则主张人口数量与代表数量对等。最后达成的折衷方案是建立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其中一院对应民众，一院对应各州。在众议院，议员席位数量与各州人口数量成正比；在参议院，无论各州人口多寡都能指派两名参议员。

结果当前最大的四个州（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和纽约州）虽然拥有全美1/3的人口，却仅占据了100个参议院议席中的8个，而四个最小的州（怀俄明，阿拉斯加，佛蒙特和北达科他州）纵使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却照样能拥有8个参议院席位。

我们可以结合通常由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状况（0表示完全平等，1表示完全不平等，即一个人获得全体所有收入）来分析这一点。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2，也是富裕国家中最高的。但如果将同样的不平等标准套用在参议院的代表制上，那么该系数将被提升到0.50——怀俄明州选民所拥有的投票权力是德克萨斯州选民的十倍。由于立法必须同时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因此几个小州串通起来就可以轻易地否决那些符合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措施，正如参议院里经常发生的那样。

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死亡病例在地理分布上的平等性甚至比参议院的投票权分布还要差。截至7月8日，在有记录的12.5万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中有45%出自4个州（新泽西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和伊利诺伊州），70%的死者来自死亡病例数量排名前10的州。虽然每个州都有人感染新冠死亡，但是阿拉斯加、夏威夷，怀俄明和蒙大拿州的死亡总数加起来只有大概80例。受冲击最少的那25个州合共有8000人丧生，占全国死亡病例总数的6.4%。

当总统特朗普于3月13日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时，整个国家基本上同步进入了封锁状态。紧急状态是全国性的，而国会的应对则是在跨党派基础上通过了四项单独措施。但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各州解除封锁——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步调相对起初的封锁来说就并不那么一致了。与病例不断涌现或已经出现大量死亡病例的纽约、新泽西和马萨诸塞等州相比，那些感染率较低或死亡人数较少州的人们行动更加自由。参议院对增加紧急开支的渴求也因此迅速减少。

5月15日，民主党在其控制的众议院中基本凭借一党之力通过了《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案》，但此后法案在参议院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共和党在参议院享有的多数席位是1787年大妥协的直接结果，因为席位被严重过度分配给了那些人口稀少且偏向共和党的农村州。

可见这场悲剧在很久以前就已埋下了伏笔。很快病毒开始在低死亡率致使人们对疫情普遍松懈的美国南部和西南部传播开来。意识到感染和死亡正在螺旋式上升的政策制定者们试图扭转整个重开进程，但一切似乎为时已晚，如今疫情反过来又通过来自南部和西部州的旅行者们威胁着东部各州。

在全国性应对方案缺位（更别提一部允许实施中央控制的宪法了）的情况下，各州通常只能短视地遵循自身直觉和利益行事。随着人们在各州之间自由来去，病毒将在全国范围内来回传播，直到某一天研发出疫苗或者实现群体免疫（假设可以实现持续免疫的话）。

由于那些以前病例较少的州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因此参议院可能会采用某种版本的《健康与经济复苏综合紧急解决方案法案》。鉴于失业救济金将在本月底耗尽而那些受影响最严重州的财政很快会枯竭，因此将迫切需要这种救济——倘若参议院能早点展现出这一领导才能的话，那么这种需求肯定不会那么大。协调一致的国家封锁政策可能导致复工进度变慢，但总会比眼下的混乱状况更具可持续性。

无论如何，疫情正在从（民主党主导的）“蓝色州”转移到（共和党主导的）“红色州”。截至7月8日，26个由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州的新冠死亡率（与24个由民主党人担任州长的州相比）从3月下旬的22%上升到29%。换言之共和党州长受到白宫及其媒体盟友发布的有害虚假信息的影响要比其民主党同僚更大。比如《华尔街日报》最近的一篇社论就展现了其对科学建议的公开蔑视，嘲笑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后一批尚未学会警惕根据公共卫生专家的模型实施重大变革的恶果的机构。”

话虽如此，窃以为就算民主党人取代共和党人担任州立法者和州长，情况也不会有太大不同。问题在于一个最终由地方当局根据自身需求和风险感知进行控制的联邦体制缺乏一个由中央统筹且可以强制执行的国家战略。想要人们为了缓解某种在身边社区中看不到的风险而为遥远的他人做出牺牲总是很难。

州的权力在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上是个问题，到如今依然是个问题。人们经常指出不平等是造成许多社会弊病的原因。但仿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还不够糟糕似的，其制度化的代表制不平等如今已经严重破坏了民主的有效性。

(本文作者介绍：Angus Deaton，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及国际事务名誉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