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新冠曼哈顿计划”——科学家与对冲基金大佬组团抗击疫情

导读：八十多年前，科学家们通过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大型军事工程，用两枚原子弹结束了二战。如今面对新冠病毒，科学家再次组建了秘密小组。

八十多年前，为了终结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的二战，美国主导了一项名为“曼哈顿计划”的大型军事工程，科学家们最终用两枚原子弹结束了战争。

 

如今，面对新冠病毒这场全人类面临的浩劫，科学家再次挺身而出，他们中的一些精英组成了一个秘密小组，集思广益，提出旨在解决这次疫情的建议，希望至少其中的一部分能被政府采纳。

 

这支由顶级化学生物学家、免疫生物学家、神经生物学家、肿瘤学家、胃肠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核科学家主导的团队自称为新冠时期的“曼哈顿计划”，一些亿万富豪和商业巨子对该计划提供支持。

 

确切地说，“新冠曼哈顿计划”充当着美国制药公司与特朗普政府决策者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新冠曼哈顿计划”的领头人汤姆·卡希尔（Tom Cahill）是一位从内科医生转型的风险投资人，年仅33岁，但他拥有足够的高层关系以对美国政府的抗疫决策施加影响。

 

这支小组已经编制了一份17页的机密报告，提出的抗疫建议包括一些非正统的办法，包括使用加大剂量使用一种之前用于对抗埃博拉病毒的强效药物。尚不清楚这种药物是否是吉利德科学研发的瑞德西韦。

 

在报告中，曾任默克研发主管的Edward Scolnick打算研发一种最短6个月就能上市的疫苗。他们还提到了特朗普说起的羟化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但化学生物学家Ben Cravatt认为用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治疗新冠肺炎的成功率微乎其微。

 

Ben Cravatt还驳斥了使用抗体检测的想法，认为过分强调抗体检测可能会诱使一些人故意感染自己，以便获得一份健康证明，从而更快地回去工作。

 

作为一个与医药巨头有关系的中间人，“新冠曼哈顿计划”还提出了很多有利于医药企业的建议，很多建议直指美国的监管政策和监管机构FDA。

 

比如，建议美国政府购买尚未被证明有效的药物，以此鼓励制造商扩大生产，而不必担心如果药物失效会造成亏损。

 

他们还建议将新药临床试验所需的时间从9个月或12个月大幅压缩到一周。

 

这份报告已经递交给白宫，并通过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长期助手Nick Ayers交给了彭斯。

 

“新冠曼哈顿计划”提供的一些建议已经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采纳并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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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后的对冲基金大佬

 

汤姆·卡希尔没有显赫的家世，自身也没有多么巨大的能力。他之所以能获得美国政界高层关系，主要是基于他背后的投资人。

 

在“新冠曼哈顿计划”背后，闪现着几位赫赫有名的对冲基金大佬的身影。

 

通过卡希尔的投资公司Newpath Partners，Clarium Capital总裁、前PayPal联合创始人之一Peter Thiel，前都铎投资副总裁、猛禽集团（Raptor Group）创建人James Pallotta，曾影响甚至改写美国证券业发展史的垃圾债大王Michael Milken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新冠曼哈顿计划”。

 

贝恩资本（Bain Capital）联席主席Steve Pagliuca帮忙把“新冠曼哈顿计划”递交给高盛首席执行官所罗门（David Solomon），再由后者交给财政部部长、前高盛合伙人姆努钦。

 

上述这些大佬和年轻的汤姆·卡希尔有着密切的利益联结。

 

卡希尔在创业前曾经为Peter Thiel执掌的猛禽集团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公司Newpath Partners当初创办时的1.25亿美元资金来自Peter Thiel和Steve Pagliuca等人。

 

卡希尔公司的早期投资者Brian Sheth是私募Vista Equity Partners的联合创始人，他与达拉斯商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小托马斯·希克斯（Thomas Hicks Jr.）关系不错。

 

他把这位政要介绍给了卡希尔领导的科学家小组。卡希尔雄心勃勃，他认为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大有前途。

 

通过帮助一些生物医药领域的科学家解决科研和资金方面的问题，卡希尔认为这可以产生比自己做研究更大的影响。

 

在“新冠曼哈顿计划”的消息于金融圈传开之后，华尔街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数百人想要接入卡希尔组织的电话会议，包括NBA总裁Adam Silver，以致于电话会都被挤爆了，卡希尔的个人邮箱也被各种各样的抗疫建议和提供其他帮助的邮件塞满。

 

垃圾债大王Michael Milken也主动联系了卡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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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活动激增

 

如果说“新冠曼哈顿计划”实质上是美国生物医药行业用于游说政府的组织，那么，他们也只是庞大游说大军的其中一分子。

 

根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对公开披露信息的分析，上个月，已经有至少3200家企业、贸易组织和行业组织的游说活动与美国政府推出的史无前例2.2万亿救济法案和其他援助措施有关。

 

这其中很多既有苹果公司、连锁药店CVS、丰田汽车、UBER等巨头，也有美国虾加工协会这种小机构。

 

这次疫情爆发让各家企业和机构的游说开支猛増。

 

美国航空公司(Airlines for America)成功地向国会施压，要求国会拨出近600亿美元援助航空业。

 

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用于游说的花费达到190多万美元，高于上一季度的140万美元和去年同期的120万美元。

 

代表3M、美敦力(Medtronic)等口罩、呼吸机及其他急需设备制造商的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在第一季度花费140万美元用于游说美国政界，这几乎是去年同期支出的两倍。

 

就连瑞德西韦的研发商吉利德科学也在一季度花费了近250万美元用于游说政府，高于上一季度的130万美元和2019年第一季度的190万美元。

 

尚不清楚是否有一部分开支流入了“封锁期的曼哈顿计划”。下图来自Open Secrets：

 

 

美国虾加工协会聘请了前参议员John Breaux和Trent Lott，以及前众议员Bob Livingston等人来劝说美国国会、农业部和商业部帮助他们。为此，他们在不到两周内花费了4万美元。

 

赢家自然是那些游说公司。

 

顶级游说公司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今年第一季度的游说收入高达1260万美元，这是该公司有史以来业绩最好的一个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