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中国外贸的优势与挑战

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进出口超预期增长。今年1-4月，这一快速增长的外贸形势继续持续。不过，由于这背后有着明显的疫情因素，市场观点担心，一旦进入后疫情时代，海外产能恢复会使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减弱，这样的外贸形势难以持续。

 

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石先进，在给腾讯新闻·原子智库的撰文中，经过严格测算后指出：海外产能的恢复，也说明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正常轨道，经济复苏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可能会远远大于对外部产能的替代效应，而且需求复苏是对全局产品而言的，疫情之下的替代效应可能更多集中在医疗物资和“宅经济”类产品，产品替代相对局限——因此，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之后，COVID-19物资出口比重可能会有较大程度回落，但消费习惯的养成，可能会使“宅经济”出口势头得到巩固。

 

石先进还提出商务部成立“全球绿色经贸领导小组”等措施在内的一系列建议，以巩固中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出口优势、应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碳壁垒”。

 

一、外贸开门红的原因

 

2021年1~4月，中国外贸取得了良好增长成绩，进出口总额达17895亿美元，同比增长达38.2%。其中，出口9737亿美元，同比增长44.0%，进口8158亿美元，同比增长31.9%，增长势头甚至好于2019年和2018年的同期情形。主要原因是，疫情冲击之下，与疫情相关的医疗物资和“宅经济”物资出口的放量增长带动总体出口增长，以及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及时有效，通过稳定国内有效需求巩固了总体进口。

 

为洞悉出口贸易的增长来源，本文将货物出口分为COVID-19密切相关的医用或防护物资、“宅经济”以及二者之外的其他商品等三大类，分析2000年至2020年各类商品贸易及比重的演化趋势。

 

COVID-19物资包括部分药品、医疗用品、医疗设备、个人防护用品；本文将“宅经济”大致定义为“家电、电脑或平板等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厨房用品、玩具、家居用品、宠物用品、健身用品等”。图1为两类商品的出口及比重：2011年至2019年，这两类产品比重均呈上升之势，其中“宅经济”比重从5.3%升到6.9%， COVID-19物资从1.4%上升到2.1%。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这两类产品比重激增，“宅经济”出口比重上升到9.4%，比2019年高出2.5%，COVID-19出口比重上升到4.8%，比2019年高出2.7%，过去一年两类产品出口比重增量超过了以往10年的增量。但如果除去这两类物资后观察其他商品出口及比重，如图2所示，2019年到2020年，其余商品出口从22744亿美元下降到22211亿美元，比重从91.0%下降到85.7%，增速也从-0.2%下降到-2.3%。

 

观察三类产品进口发现，2020年的疫情未对各类产品造成明显冲击，不论是增长率还是比重都与两三年前的趋势保持一致，如图3和图4所示：COVID-19产品进口自2010年以来持续增长，比重从2010年的1.3%增长到2019年的3.1%，2020年增长到3.4%，0.3%的增量延续了2019年的情况，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并未有大幅改变。“宅经济”物资进口过去以来也有所增长，但2015年以来占总进口比重呈下降趋势，2019年与2020年均保持在1.4%左右。其他各类商品进口自2011年以来没有明显增量趋势，而比重则呈递减趋势，这种递减趋势是由COVID-19类产品趋势性增长所造成。

 

图1 “宅经济”与COVID-19物资出口及比重，数据：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图2 其余商品出口及比重，数据：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图3 “宅经济”与COVID-19物资进口及比重，数据：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图4 其余商品进口及比重，数据：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

 

2021年出口贸易走势预测

 

尽管在外部需求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宅经济”和COVID-19物资出口呈反常态增长，将这部分排出后，观察其他产品出口，发现其余产品出口并非呈增长势头，而是随全球经济回落而回落。

 

因此，本文选用简单的弹性预测方法：先观察其他产品出口对外部需求实际弹性走势规律，预测出其他产品出口实际增速，并换算为名义规模，再结合情境设置中“宅经济”和COVID-19物资比重变化，预测各种情境下中国外贸出口的增速与规模。其他产品出口增长对外部经济增长的实际弹性如图5所示：

 

图5 其他商品对外部经济增长的实际弹性，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IMF数据计算，其他产品出口实际弹性=其他产品出口实际增速/外部世界经济实际增速，外部世界经济增速为全球GDP排除中国GDP之外部分的实际增速。

 

为更准确地预测2021年中国外贸商品出口规模，将中国产品出口拆分为“宅经济”产品、新冠疫情产品与其他产品，定义三种情境预测今年外贸走势：情境一是全球疫情完全地被控制，其他商品实际弹性可以恢复到2019年水平，“宅经济”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恢复到2019年水平；情境二（基准情形）是全球疫情部分地被控制，世界经济逐渐恢复，“宅经济”产品出口比重、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其他商品实际弹性为2019年与2020年的平均值。情境三是全球疫情继续失控，其他商品实际弹性仍然为2020年水平，“宅经济”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仍然保持不变。

 

根据上述假设和方法，中国总出口直接取决多重因素：外部世界实际经济增速、其他商品出口的实际弹性、中国国内通胀目标、汇率波动、“宅经济”与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等。需要注意的是，汇率波动对中国商品出口影响较大，在IMF预测世界增速为6%（以美元计价）和国内增速8.4%（以人民币计价）既定情况下，汇率变化会影响到外部世界实际增速（以美元计价），会影响既定人民币通胀目标（3%）下以美元计价的通胀指数，继而影响到美元计价的名义出口增速，同时汇率波动还会通过贬值效应影响实际出口增速。分情境下汇率对应的中国出口贸易名义增速（以美元计价）。出口贸易预测结果如下：

 

第一，疫情完全被控制的情况下（情境一），如果其他商品实际出口需求弹性恢复到2019年的1.2水平，且“宅经济”和疫情产品出口比重各自也恢复到2019年比重：如果2021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保持在6.5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1.0%，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8.2%，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1.9%；如果汇率贬值到6.9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0.5%，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3.6%，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也为3.6%；如果汇率贬值到7.2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1.7%，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0.4%，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4.8%。

 

第二，在疫情被部分控制的情况下（情境二，基准情境），如果其他商品的实际弹性恢复到2019年与2020年平均水平，且“宅经济”比重和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也恢复到2019年与2020年的平均水平：如果2021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保持在6.5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0.4%，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9.7%，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3.3%；如果汇率贬值到6.9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1.4%，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4.5%，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也为4.5%；如果汇率贬值到7.2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2.3%，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0.9%，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5.3%。

 

第三，在疫情继续失控的情况下（情境三），如果其他商品的实际弹性仍然为2020年0.4水平，“宅经济”和新冠疫情产品出口比重与2020年相同：如果2021年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保持在6.5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1.6%，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11.1%，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4.7%；如果汇率贬值到6.9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2.2%，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5.2%，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也为5.2%；如果汇率贬值到7.2水平，实际出口增速将为2.6%，以美元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1.3%，以人民币计价的名义增速将为5.7%。

 

二、后疫情时代的中国贸易走向

 

01 后疫情时代的贸易现实

 

疫情冲击对中国的“宅经济”、COVID-19物资、其他产品出口和进口产生了非对称影响：出口激增而进口影响微弱。如果选取2020年对该国或该地区出口占总出口比重90%的国家或地区为样本，做散点图分析中国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增速与该国2020年新冠疫情感染人口比重，发现出口对象国或地区的感染人口比重越高，中国对该国或地区的出口增速越高，二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如图6所示：

 

图6  COVID-19感染人口比重与对该国或该地区出口增速散点图，数据说明：新冠疫情数据来自WHO，出口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按中国出口比重排序，选取累计比重达90%的42个国家（地区）为样本，排除了比重较小而且出口增幅异常的国家样本。

 

很显然，中国出口的有利形势与疫情有关。而随着疫情的消退，“宅经济”和COVID-19物资可能会回到以往的趋势性水平。市场观点担心，海外产能恢复会使中国出口替代效应减弱。事实上，海外产能的恢复也说明全球经济开始步入正常轨道，经济复苏所产生的需求效应可能会远远大于对外部产能的替代效应，而且需求复苏是对全局产品而言的，疫情之下的替代效应可能更多集中在医疗物资和“宅经济”类产品，产品替代相对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宅经济”和COVID-19产品出口比重原来也在持续上升，疫情之前增速也维持在10%左右。疫情对需求的冲击，可能需要从短期和长期观察，短期内会对应急性需求如医疗物资等需求激增，亦或对产能的替代，但长期内则可能会改变原来的消费习惯。因此，疫情得到完全控制之后，COVID-19物资出口比重可能会有较大程度回落，但消费习惯的养成，可能会使“宅经济”出口势头得到巩固。

 

此外，观察图5其他商品对外部经济增长的实际弹性，发现2001年以来，呈明显的周期性波动，尤其是全球宏观遭受较大冲击的时候，其他产品弹性会大幅下跌，随着经济的恢复再度反弹，但2008年之后的弹性明显要低于之前，2018年以后又开始呈周期性回落之势。因此，要理解中国外贸出口未来的走势，可能还需要认清三个现实：

 

第一，增长趋同已使得全球价值链联系更加疏松，区域增长极崛起使区域价值链内聚性提升，从而外贸可能会自然相对收缩；第二，国内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使得以劳动套利为主的跨境贸易成本上升，“碳达峰”、“碳中和”约束下，生产企业也将会面临更高的生产成本，综合生产成本的提升可能会加速出口型企业的海外转移，未来中国出口能力可能也会逐渐下降。第三，2018年以来贸易保护主义崛起的冲击以及去年疫情的冲击，使其他类型商品出口对外部经济实际增长的弹性降低。

 

因此，疫情退去之后，一是要面临疫情相关产品如COVID-19医疗物资和“宅经济”出口的随之衰减，二是要面临其余商品对外部增长实际弹性的衰减。对于未来贸易走向，政策层面我们能做到的是减少非系统性风险，而全球产业链演化带来的系统性不确定性，在我们的掌控之外。

 

未来中国外贸发展过程中，需要应对以下潜在风险：一是出口壁垒风险，拜登新政府更为关注全球贸易壁垒的新问题，强调约束机制、劳工和环境、数字贸易、农业贸易、服务贸易等问题，预计劳工和环境问题可能为今后拜登贸易壁垒的重点；二是疫情反扑风险，新冠疫情仍有较大不确定性，今年2月中旬以来，全球每日新增新冠感染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5月15日全球新增68万病例，印度新增31万余病例。三是政策冲击风险，大规模宽松政策刺激会使全球通胀水平提升，不利于需求恢复；四是外部宽松政策间接刺激的人民币升值风险，汇率升值不利于我国货物出口的竞争力改善，还会通过价格效应影响到名义增速与人民币计价的增速。五是国内资源结构风险，老龄化问题和碳排放约束驱动成本上涨，东盟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人口优势的吸引，可能会强化企业生产的海外迁移动机。

 

02 中国出口优势的巩固

 

长期以来，中国商品出口以工业产品为主，2007年至今工业产品占比保持在95.0%左右，初级产品占比约为5%。如图7所示：

 

图7 中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比重，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其中，工业产品又以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出口为主，前者比重保持在60%左右，后者保持在30%左右。机电产品出口又以电器及电子产品（2019年平均45%）和机械设备为主（2019年平均28%），电器及电子产品有上升趋势，机器设备有下降趋势，其余各类比重较小且变化起伏不定。高新技术产品则是以计算机与通信技术、电子技术为主导，2000年以来，前者呈逐渐下降趋势，后者呈逐渐上升趋势，2020年计算机与通信技术出口占比平均为62.3%，电子技术平均为24.3%。其余各类产品出口占比相对较少，过去十年中，光电产品出口比重在逐渐下降，生命科学技术和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产品出口在逐渐上升。

 

未来产品出口中，仍然会以工业制成品为主，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仍是其中的大头，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可能会随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而进一步提升。

 

巩固后疫情时代的出口优势，不仅与外部经济的有效需求有关，也与中国产品供给结构密切相关。有效需求巩固方面，政策重点应：

 

一是积极应对出口壁垒，立足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对外制度型开放，合理控制开放风险，扩大中国对外开放层次，深化与各国的经贸关系，使与中国“硬脱钩”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降低；同时对内要加快制度改革，应对潜在的环境壁垒：商务部成立“全球绿色经贸领导小组”，专注应对投资和贸易中的环境问题，通过“强化、保障、本地碳中和”应对美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双重施压，通过推进全球认证标准、创办碳交易国际机构、加强低碳技术国际合作，预防美国扩散“碳壁垒”，通过加强碳排放标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对美国贸易和投资“碳壁垒”。

 

二是应对外部供应链围堵，积极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巩固供应链薄弱环节，与亚洲主要经济体合作实施产业升级计划或供应链的协调机制。

 

三是应对政策冲击，坚守财政纪律和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捍卫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保持中国人民币币值稳定波动，为对冲外部通胀风险和系统性债务危机留足充分的余地。

 

国内供应结构方面，政策重点应：一是积极对国内老龄化冲击，加大保障数字经济对传统制造业增长的赋能效应，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夯实制造业根基，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生产率的冲击，加大对老龄人口和新增人口的保障措施。二是应对比较优势减弱，实施科技兴国战略，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实施出口名牌战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实现商品结构由粗放、数量扩张型向集约、质量效益型模式转变。

 

三、原料和海运价格上涨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疫情对需求和供给的双重冲击，是本次原料价格和海运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全球原料价格上涨，一方面为缩减疫情之下的供给相对过剩，欧佩克和非欧佩克合作伙伴（OPEC+）实施减产计划，以提振价格、消除超额供给，其中沙特自愿减产100万桶/日，但这种减产势头可能自5月开始逐步减弱，以免打击到复苏中的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在大规模宏观政策刺激以及疫情控制中逐渐正常化，对高通膨的担忧引致预防性需求增加。

 

海运价格上涨也包括供求两方面，供给方面是由于疫情对区域和行业的非对称性冲击，使海运风险、人力成本、返程空载率上升，而海运需求弹性相对刚性的情况下，船运企业可以通过缩减运力抬高海运价格来实现收入保障，从而海运企业的价格加成也会上升；需求方面与全球宏观向好密切相关，反映了全球贸易正在逐渐改善。

 

原料价格上涨对中国贸易的影响：从短期来看，价格上扬对中国出口的直接影响不大，因为中国出口品中95%的是工业制成品，而食品及活动物、饮料及烟类、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矿物燃料与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和脂及蜡等初级产品出口，约5%左右，不能通过价格效应获得更多额外的出口增量。

 

而从中长期看，中国是原材料的需求大国，2020年进口品中有33%是初级产品，因此原料价格上扬可以通过成本效应传导至中国最终商品中，削弱中国出口品的价格优势。

 

海运在国际贸易中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促进会统计，按商品重量算，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按商品价值算则有70%以上。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中，海运在进口中占比61%，在出口中占比74%，因此相对而言海运是“刚需”，海运价格上涨对进、出口都会带来不利影响，既会增加直接的进出口成本，也会通过影响贸易信贷公司的资金垫付影响贸易，还可能会通过成本效应传导至进出口中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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