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作恶的日本财阀

二战以来，人们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大多是从一本《菊与刀》开始的。

一手菊花（皇室的象征），一手武士刀，好战而温和、傲慢而尚礼的矛盾冲突，满足了外界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好奇。

在书中，美国人类学家本尼科迪特对这种双重性做出了解释，她认为一切归因于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耻感文化”更在意他人的目光，习惯以他人评价为基准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有趣的是，这一文化衍生出了另一种传统——道歉。从见面打招呼、意外犯错到害人性命，这一礼仪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从30°的致歉到90°的谢罪，姿势也应有尽有。正所谓过犹不及，当道歉变得和吃饭喝水一样正常之后，弯腰下跪大概也就只剩下个形式了。

于是，在二战结束后的第76个年头里，我们看到了这样吊诡讽刺又令人气愤的一幕：

4月13日，日本政府一边诚恳地向本国民众和全世界道歉，一边官宣决定在2023年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

而这一反人类行为的始作俑者，东京电力公司，时隔10年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让全世界见识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烂到不能倒”（too suck to fall）。

复盘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始末：即使经历了10年的沉淀，真相仍然迷雾重重。

2011年3月11日，一场9级大地震袭击了日本东部海岸，带走了15000人的生命，也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核反应堆需要持续的冷却水来给它降温，而输送冷却水的电来自反应堆本身。在地震剧烈的冲击之下，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座运行中的反应堆自动触发停机，紧接着14m高的巨大海浪越过防洪堤席卷而来，摧毁了备用供电的柴油发电机，冷却进程戛然而止。

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东电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消息。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4号机组失去冷却不过几十分钟，堆芯就已经大量熔毁并发生了爆炸。福岛这三颗定时炸弹如鲠在喉，有工程师建议引加硼海水倒灌进行冷却，但却没有一个领导敢于拍板，因为这样做的后果是核电机组将彻底报废，东电数亿美元的投资毁于一旦。

所以，他们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泄压，将反应堆内的放射性蒸汽排放到空气中，降低反应堆内的压力，以便继续注入冷却水。虽然放射性气体的释放会污染周围的环境，包括土地和海洋，但好歹能保住反应堆。

泄压的操作反复进行了几次，每一次东电都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这是“迫不得已”，再然后就是鞠躬、致歉……

也许，在另一个拥有良知且没有互相推诿的平行时空，历史书对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的描述仅有寥寥几笔，但现实往往比鲁迅先生笔下的世界更加讽刺。3月12日，电视上播放着核电站冒着大火和浓烟的画面，这一幕让时任首相的菅直人惊呆了，但等了一个多小时都没能等来东电的事故报告。

事已至此，东电双手一摊，自认该做的努力都做了。对外坚决否认发生核泄露，同时撤离了核电站800多名工作人员，只留下了50位“自愿战斗到最后”的勇士。为了讴歌人类面对灾难时的悲壮前行，东京电力斥巨资拍了一部电影《福岛五十勇士》，以此纪念那些曾经为国献身的英雄们。至于这些人是不是日本记者所谓的黑社会请来的“临时工”，早就不重要了。

在每个关键节点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将福岛一步步推向深渊，原本四级的天灾硬生生变成了七级特大核事故，和切尔诺贝利一个等级。而灾难的全程，东京电力的总裁销声匿迹数周，直到后来宣布辞职；只有身着蓝色连裤衣的东电工作人员一连几天不停地向人群九十度鞠躬，却不能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

与此同时，福岛的核废水不断地流向大海。尤其是当年4月4日，东电一次性向海中排放了1.15万吨含低浓度放射物质的污水，按韩国媒体的说法，这些污水所含放射物质浓度超出日方法定排放标准的100倍。

灾难已经无可挽回的两个月后，东电终于承认此前隐瞒了“堆芯熔化”以及核燃料泄露等等丑闻，然后高层集体鞠躬成90度，道歉态度积极，声称震灾百年一遇。随着各种负面消息不断被曝光，一时之间社会舆论形成巨大的浪潮，全日本的各大门户网站上充斥着“绞死战犯”的声音。

但人类的记忆总是有限的，再如何挑战三观的事情也免不了渐渐被人淡忘。2012年，政府出资1万亿日元为东电擦屁股，代价是国有化。而该为事故负责的高层三人，被宣判为“无罪”，只是辞职了事。

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垄断企业，东电很大，大到承担着全日本近1/6的电力供应；但它也很烂，烂到了不把数万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

311事件以后，核电站周围30公里的区域共有约16万人被迫暂时或长久疏散，绿色的植被重新占领了这块无人地带，再难看到历史性灾难的痕迹，但是东电背后日本长达数十年的核腐败仍然藏在层层历史迷雾背后，为人们所不知。

面对触目惊心的日本核腐败，有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呢？

有。

福岛核灾的16年前，有人以“平井宪夫”的笔名发文《希望你了解核电到底是什么玩意》，在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文中揭露了日本政府、财阀是如何利用核电谋取私利，提醒世人日本核电站就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1996年，平井宪夫预言，“如果大地震来袭……日本承包商焊接的配管会坠落，原子炉会失去控制……不知道会发生何等恐怖的事情。”，“日本的核电站发生事故时，什么安全装置从来不会派上用场！”

在平井之后，不时有其他核电人士用笔名悄悄揭露日本核电管理的混乱与草菅人命，但没人敢和能量滔天的大财阀们公开对线，直到2011年福岛核事故爆发。乱糟糟的一年里，各种丑闻让各方势力自顾不暇，由平井宪夫演讲整理而成的《核电员工最后的遗言》得以问世。

说来讽刺，在人们为毒瘤爆发付出代价的时候，才终于对这个毒瘤有所了解。

以东京电力公司为例，其前身是1883年创立的“东京电灯”，日本势力最大的财阀之一，和日本政客的关系盘根错节，前首相福田康夫和东电上层间的密切关系，更是公开的秘密。

背靠日本大财阀，又依靠政府的关系，东电顺利完成垄断，成为全球最大的民营核电公司，其旗下的核电站承担日本核能发电的一半份额。

这家企业每年向日本主要政党巨额捐赠，大部分献给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很多退休的主管官员，也都去这家企业领取高昂的顾问薪资，比如2010年被聘请的日本前能源厅长官石田彻。反过来，也有不少的东电高管离职后从政，比如东电的前副社长加纳时男，1998年竞选国会参议院议员成功，最后成了国土交通省副大臣。

东京电力1977年之后对核电站的199次定期检查，全都有安全隐患，并且在1978年还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但在“钞能力”的帮助下，这些情况要么被篡改了数据，要么被隐瞒了下来，甚至2000年一封内部检举信也没激起什么波澜。

一直到2002年被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实锤，东电才一边承认过错一边鞠躬道歉，至于屡次违背法律的代价，不过是几个高管引咎辞职，以及政府的强烈谴责和警告。

除了政界，财阀的力量也逐渐触及到学界，交好一些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后者则站在企业的立场提出核能相关政策，监督核电安全运营，提供核能研究成果等等。1997年东电强行更换反应炉导致2000多员工被严重核辐射，然后向长崎大学医学部捐赠9000万日元（约710万人民币），只要求开一个讲座，题为——低线量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

这些仅仅是被媒体曝光的新闻，关于“官、商、学”勾结的日本核产业，平井宪夫揭露的更为彻底。

蚍蜉撼树者，可以为英雄。但历史上自带光环的人物，往往下场都不会太好，在财阀集团的打压下，平井宪夫离群索居、经济拮据，最终于1996年死于核辐射引发的癌症，发臭的尸体直到一周后才被发现，为正义奔走的事业也后继无人。

1967年，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日本无核三原则”：日本不会拥有、制造、运进核武器。3年之后福岛核电站开机投产。

4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仍然没有核武器，但是却具备了把全世界拖下水的“核能力”……这真的是天大的讽刺。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和平首相”佐藤荣作，正是当年二战时叱咤东北满洲的战犯级人物岸信介的外侄（岸信介原姓佐藤，即“佐藤信介”）。佐藤的表外甥则是安倍晋三。这也使得佐藤家族荣获“一门三宰相”的美称。

某种程度上来说，财阀就是政府。

大而不倒的东京电力，和越过道德底线的核腐败，背后直指日本经济社会的顽疾与毒瘤：

财阀。

日本六大财阀把持了全日本60%的资产、55％的总资本、60％的进口和20%的就业人口。

大和民族的崛起始于明治维新。在新政府的诞生过程中，一些大胆的豪商以金钱资助倒幕势力，因此成为特权商人，即“政商”。

而后在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政策下，形成了一股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特权商人以低廉的价格接收了大量的工业企业，涉及的领域大多关乎国计民生，例如运输、纺纱、银行以及钢铁等，由此诞生了一批垄断寡头。

甲午战争之中，这些商社再次攫取大量的利益，日渐庞大起来。后来经过不断的兼并重组，形成了以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为领头羊的四大财阀，以及其他数十个规模不一的中小财阀。

20世纪30年代前后，完成原始积累的财阀已经在经济上占据了支配地位，甚至开始影响政治，推动战争。

然而，剧情的走向和想象中完全不同，二战成为他们的转折点。

1940年，一群被称作“改革派官僚”的人正在试图改变日本，为了确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建立起“总动员体制”，对各产业实行国家同祉。

战前的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发行股票或公司债券的直接金融方式来筹集资金，靠向银行贷款来获得资金的间接金融所占比例较小。对此，改革派官僚进行了统制式金融改革，1942年出台《日本银行法》，确立“银行中心主义”，改由日本兴业银行等银行为企业提供资金，并规定“日本银行必须以达成国家目标为使命进行运营”，意在逐步排除股东对企业的支配。

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为了不让军国主义复活，解散日本军队的同时，还颁布《禁止垄断法》、《排除过度经济力量集中法》，强行将四大财阀肢解成众多小公司，当时最大的三井被拆分为273家公司。

陷入低谷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这些财阀趁机死灰复燃，以“财团”的形式再次出现，经过长时间的洗牌形成了“六足鼎立”的格局：三菱、三和、住友、三井、第一劝业和富士财团。

由于统制派主导改革的经济制度，战后几乎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财团的模式和以前大不相同——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心，财团内的企业相互之间环形持股。同时，吸取了教训的财阀，彼此之间开始交叉持股，并且通过相互联姻确保财阀间的团结共生同进退。

千禧年以后，这6家财团先后又进一步合并成了三大金融控股集团：

MUFG（三菱UFG金融集团）——三菱财团、三和财团

Mizuho FG（瑞穗金融集团）——第一劝银财团、兴银财团、富士财团

SMFG（三井住友金融集团）——三井财团、住友财团

经历过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日本财团虽然脱离了过去家长式的控制，但对日本的垄断日益加深。凭借手中的资本，左右政治走向也并非什么难事。

1955年，三井财团下辖的东芝公司社长——石坂泰三联合了一些财界大佬，就把当时的首相鸠山撸下了台。看似大权在握的日本首相，也斗不过这些真正的幕后大佬。

东电背后的财阀——胜俣家族——虽然不是三菱三井这种财阀巨头，但一门三兄弟至少也垄断日本钢铁、能源、零售、电力几大行业。

财阀始于政商的结合，天然带有垄断属性。最初只是垄断一个行业，后来垄断民生，最后甚至可以影响国家，但它始终是资本，而资本的唯一特征就是逐利。

不可否认，战后日本的快速发展中财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能将国内国外的资源有效调动起来。但是，当一个国家从发展效率转向安全、公平的时候，财阀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国家乃至民众的目标产生冲突，而结果世人已有目共睹。

日本政府与国民经济被财阀劫持，不断“作恶”，终至与全球为敌，值得每一个国家警惕深思。而政府如何“驯服”财阀，为民所用，则是留给人类的另一个历史课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