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很多人似乎正对资本主义失去了信心，随之失去的还有他们对经济学家的信心，毕竟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就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

《纽约时报》记者本雅明·阿佩尔鲍姆的新书《经济学家的重要时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经济学是不是走错了方向？我们中那些不赞同芝加哥学派新古典主义（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还是受到了这个学派过多的影响？如果剑桥学派经济学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响力更大，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力更小，世界会变得更好吗？这里的剑桥，我指的当然是英国的剑桥。

50年前，当我在剑桥大学学经济时，经济学家会和哲学家交谈，教授并认真对待福利经济学。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广泛讨论。当时还在剑桥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义以及它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

在加尔各答大学本科时期，阿马蒂亚•森读到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并受此启发，写作了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相对和绝对贫困以及功利主义等其他理论的文章。莫里斯解答了如何兼顾对平等的追求与尊重市场激励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则展现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论如何与测量方法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在美国，芝加哥学派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谁都不会质疑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贡献，以及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对法律和经济学的贡献。

然而，这些作品与剑桥学派对不平等和正义的广泛思考完全背道而驰。事实上，在最极端的观点中，金钱成了衡量幸福的标准，而正义只不过是效率。1983年，我来到美国，因为对不平等的思考而被指责为“不专业”。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读到的斯蒂格勒1959年的观点：“经济学的专业研究使人在政治上变得保守”。那时我还以为是他打错了；那之前我从未见过保守的经济学家。

芝加哥经济学派和弗里德曼的观点仍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产生的，会反映出品味各异的人们的选择。他相信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但强烈反对遗产税，并认为遗产税是“一种不好的税”，是“对美德征税”，“鼓励了浪费性支出”。700多名经济学家最近对这些说法表示了支持，如今我们还在用同样的理由反对征收财富税。弗里德曼也支持国家之间的税收竞争。他认为，限制结果不平等不仅会扼杀自由，还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而自由市场将产生自由和平等。

可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相反，在我们所处的世界里，萨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用了超过120亿美元，恶化阿片类药物成瘾问题，而这已经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创可贴和婴儿奶粉的制造商强生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在塔斯马尼亚种植罂粟，加剧了这一问题。讽刺的是，与此同时美军正在打击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塔利班（Taliban）的鸦片供应。1839年，英国派遣炮舰前往中国，为英国（和印度）的鸦片走私者提供安全保障。私人股本公司收购救护车服务，并在医院急诊室配备自己的医生，这样他们就可以向病人收取“意外”费用，即使那家医院在那些病人的保险范围内。

这才是我们期望不受监管的市场真正的运作方式：建立本地垄断，并在消费者没有意识到（有时是字面意思上的没有意识）、无弹性需求的情况下，收取高昂的价格。至少回顾过去，自由市场，或者至少是政府允许富人寻租的自由市场，产生的不是平等，而是四处劫掠的精英。这并不令人奇怪。毕竟，这并不是高唱自由的乌托邦式花言巧语第一次造成这样不公正的反乌托邦社会。

阿佩尔鲍姆最好的例子是弗里德曼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引入了完全志愿者军队（all-volunteer military）的理念。我怀疑大多数经济学家至今仍支持这一做法。但是，从受教育少、机会少的人中招募军队真的是个好主意吗？2014年，只有7%的应征士兵拥有学士学位，相比之下，84%的军官拥有学士学位。

普林斯顿大学的安妮凯斯（Anne Case）和我一直在研究美国教育程度较低和较高的人之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我们发现，在工资、劳动力参与水平、婚姻、社交孤立、痛苦、酗酒、吸毒死亡和自杀方面的情况，两者有着越来越大的差距。现在，我们还要求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服务，而这些精英们决定了他们在何处、何时以及与谁战斗。

我们已经失去了人们在一起服役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比如，听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描述，他将自己在军队中的经历看作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如果特朗普拒绝接受2020年的选举结果，或者在被弹劾和定罪后拒绝离开白宫，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对这样的社会分裂感到遗憾，正是这种分裂让我们招募的军队成了特朗普最热诚的支持者。

芝加哥经济学派让我们所有人得以充分尊重自由市场，但也让我们几乎不怎么关心什么是市场做不到的、做得不好的，或者什么是我们根本不应该要求市场去做的。哲学家们从来不认为金钱是衡量好处的唯一标准，而经济学家们很少认真地去读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观点。

但变化可能就在眼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莫里斯的长期合作者，并且他与伊曼纽尔·塞兹（Emmanuel Saez）的研究正帮助沃伦制定计划，以重新对富人征收高边际税率。沃伦是2020年挑战特朗普的主要候选人之一。无论2020年大选的结果如何，更多地关注剑桥经济学派可能有助于重建信心，不仅是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还有对经济学本身的信心。

(本文作者介绍：Angus Deaton，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及国际事务学院经济学及国际事务名誉教授，著有《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