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价值观的衰退导致经济增长活力不足

科技创新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科技创新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竞赛，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而以科技为引领的跨国公司、互联网企业和零售巨头等，将未来的增长前景纷纷押注于科技创新。但是，关于创新的价值观以及自主创新的驱动这一话题却很少得到关注。事实上，创新价值观以及内在驱动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等学者通过《活力》这本书，从经济学范式和模型出发，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

《活力：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

埃德蒙·费尔普斯 等 著 郝小楠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年5月

重新评估创新的价值观内涵

许多学者对创新有很丰富的讨论，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难以达成更好的共识，在如何调和二者的矛盾，或者说如何寻求活力上，值得深入思考。在以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为代表的学者看来，科技创新的一切源泉源于社会活力，即大多数创新是由千万普通人共同推进的。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衰退或许更多缘于大众创业创新价值观的消退，创新的缺乏带来了经济增长的活力不足，陷入科技创新的分化局面。

一方面是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分配明显不平衡，行业的分布、城市的分布以及人群的分布等，这些不平衡最终造成社会不满情绪，进而引发了其他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挫伤了个体和创业团队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是自主创新衰落的西方国家，苦于活力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创新的衰退。创新的产生和触发需要更为开放的环节，除了关注技术本身的经济意义，不妨试着去激发个体或社会活力，以此推动自主创新价值观的重构。

埃德蒙·费尔普斯指出，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下降。诚然，技术本身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变迁之中，科学前沿和创新发明不断涌现，而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正外部性也受到了新的挑战，这些并非经济要素本身。往前一步看，传统意义上的创新引领的经济体出现了较大的内生性增长的缺失，而不是科学发现驱动的外生性创新的减少。《活力》一书的研究指明，由于社会活力的衰退，创新不足所引发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工资增长缓慢和投资回报率的下滑、国家不满情绪的上升和城市与乡村的内部竞争（或称之为资源分配不均衡）。本书为此提出了更具启发意义的假设，经济活力的消失很可能是现代价值观的衰落导致的，而正是现代价值观最初点燃了这种活力的火花。

从跨时序和跨国视角认识自主创新

本书从创新的横向和纵向的两个维度进行了细致分析。如作者所言，生产率增长以及创新是人均GDP长期增长的主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来源。以作为总的技术水平的TFP数据来看，创新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要素，过去普遍被过于宽泛地理解，作者将其分为引进创新和自主创新两个部分，以此区分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并将TFP置于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动态机制与空间，在国家层面研究创新动态的变化。

依据TFP的三个基本序列——GDP、劳动力和资本，书中分别描述了人均GDP在美国等几个发达国家的变化、同一组国家对应的TFP数据的变化、美国人均GDP的累积增长和TFP累积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以及TFP增长减缓的全球性趋势。通过几组数据比较和描述，证明在早期的英国、美国以及后来的德国、日本等，均表现出对世界最佳实践的追赶，这成为“二战”后TFP和人均GDP稳健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各国在追赶能力上表现差异较大。20世纪70年代后，TFP增长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放缓。具体来说，二战之前，自主创新的主要产生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二战后美国、英国则成为向其他国家传播创新冲击的主要角色。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IT革命时期，自主创新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远低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证明了普遍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引擎的IT技术和行业并未体现更为强劲的创新活力。

过去我们通常认为IT技术和行业的快速崛起是当前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技术本身的进步，造成了劳动力的挤压，即机器和技术开始取代劳动力的作用，例如现阶段的算法技术，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转向低生产率部门，而且算法成为主导整个新经济模式的核心，人的作用则更多遵循严密的算法系统、智能化流程进行作业。比较典型的如外卖行业、出行、自助点餐系统等，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寻求数字化转型，这对于传统的劳动关系和生产率将是一场革命。当然，我们在平衡机器和人的关系时，需要回归到自主创新的源头——人的个性、智力和体验，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算法、系统和智能化，否则会挫伤人的创造性和社会活力。

自主创新所拥有的共同价值观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从冰岛的四家创新型公司案例入手，探讨了这些自主创新的公司所拥有的共同特征，即基于自主创新而设立，而非简单对新技术的应用。在这些公司创始人的价值观中，创新者的冒险精神、财务独立以及快乐的工作十分重要；而在创新者的背后，简单的法律法规、便利的融资条件，面向世界市场和容忍失败的文化等，均可以为自主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作者进一步研究了20个OECD国家的价值观、制度和创新指标，由此得出结论，经济绩效是由本土TFP增长、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来衡量的，生育率作为衡量对未来乐观程度的一个指标，也包含在其中。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是源于本国企业、消费者广泛使用的本国发明，也是拓展生产前沿的新的商业想法，从产品到工艺，既有制度层面的创新，也有大量人才支撑，并涉及价值观和信念。

创新与文化价值观究竟拥有怎样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衍生出来的创新结果，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本书依据经济绩效潜在变量，勾勒了关于创新价值观的经济学框架，这是传统的经济学模型所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领域。

基于WVS（世界价值观调查）1990~1993年的数据，作者设计了现代主义指数和传统主义指数，就个人价值观、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的维度，从经济文化与经济绩效的因果关系的视角作了具体阐释。研究表明，现代主义指数与TFP的增长以及自主创新和引进创新呈正相关，而传统主义指数则不具备这种关系。这部分的研究涉及诸多的变量和数理统计分析，虽然较为繁琐和复杂，但从总体和个体层面展现了经济生活的价值观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微妙关系。

其后，本书继续讨论了创新、工作满意度与西欧国家经济绩效的关系。作者以16个西欧国家为样本研究了低创新率的后果，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变量是低工作满意度和男性劳动市场参与率的关系，二者在大部分国家都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和变量均来自欧洲价值观研究和WVS，具有很广泛的样本代表性，一系列数据证明了低水平的自主创新伴随着较低且下降的工作满意度、男性劳动参与率以及幸福感。

机器人替代工人的双重效应

最后，本书聚焦于机器和机器人的应用及其效应。研究发现，两种机器人的应用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即增加型机器人的引入会使得企业改造传统机器供机器人使用变得有利可图，真实工资会立即下降，人均消费会不断上升；而引入增倍型的机器人，则直接的影响是采用机器人有利可图时导致传统机器的存量下降，真实工资并不一定下降，机器的增倍效应会带来某种补偿性的劳动增进效应。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出现，许多工种正被先进的智能设备所替代，如传统的制造业、手工业以及部分服务业，不约而同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厂房和建筑行业中，更多的机器人在其中工作，劳动力边际效益下降，从而使工资降低。作者认为，即使机器人长期来说是无害甚至有益的，随着机器人存量的增长，国家在某个时期仍可能会面临工人对进一步引入机器人的抵制，这种趋势的发展会剥夺社会在参与创新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

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后记中写道，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独立、主动性、成就感和接受竞争，在自主创新水平较高的国家有较强影响。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传统的劳动关系重构和职业技能转型等问题，许多传统的工人与当年底特律汽车行业衰退后的情景类似。因此，经济学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本身，更需要重视个体的创造性、团队协作共享以及社会的包容，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他呼吁，重新获得增长和繁荣的出路在于重塑创新，培养积极的价值观，通过改善政策、法律制度等创造更好的自主创新环境，在因生产率增长过慢或停滞而无法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时，帮助劳动者恢复原来的相对工资水平，给予机器替代后的低薪工人适当补贴，通过更加关注个体的创造能力、欲望和福利，来驱动创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