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改革：消费循环的堵点与短板在哪？中信建投：关注三大投资主线

一、引言：国内消费大循环的构建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影响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2020年5月，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中，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需求侧改革，并在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需求侧管理。刘鹤副总理撰文指出：需求侧管理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深入分析需求侧管理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从支出法来看，国民经济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从静态角度来看，2019年消费在GDP的比重大约为55%，投资在GDP的比重为43%，净出口占比约为1%。从动态角度来看，李录在《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指出，从2000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外需是中国经济上涨的持续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通过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资本形成额对GDP贡献率达到2009年的83%的最高峰，随后逐步下降到2018年的32.4%。消费占比从2009年的40%上升到76.2%（受贸易战的影响，净出口贡献率为-8.6%）。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提升。需求侧管理的含义是将消费在经济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成为经济增长长期持续驱动力。打通消费循环的堵点和短板，是国内大循环构建的基础。

1.1 降低住房支出提升可支配收入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第一，可支配收入持续下降、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意愿下降、消费环境不足和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是国内消费大循环的4个主要堵点。其中可支配收入下降是核心问题。第二，本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2019年典型家庭除了五险一金和所得税之外的消费支出结构发现：食品支出占比28.2%、居住支出占比23.4%，这是两大刚性支出。房租和房贷这两大居住支出占比是导致收入分配差扩大的重要原因。降低房租特别是大城市房租是打通国内消费大循环的第一步。

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就成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在商品房市场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在租赁房市场中，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是重点内容。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这本质上是剥离房地产附加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属性，这对降低房价具有重要意义。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这是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进行房租。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通过破除垄断的方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增加租赁住房建设、将闲置的商业地产、工业地产转换成租赁住房，增加大城市房屋租赁供给，成为推动大城市房租下降和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提升的关键步骤。

“租赁住房增加-房租下降-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升级和消费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收入增加”的国内大循环将率先构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观察到地产后周期消费产业链会存在持续的的投资机会。第一，在增加租赁房屋的过程中，消费类建材、家电和家居将获得显著的拉动。特别是装修中防水环节（东方雨虹）、涂料环节（三棵树）、石膏板环节（北新建材）等公司将存在持续性的机会。

对于中等收入人群而言，住房贷款也是重要的刚性支出。坚持房住不炒，剥离房屋的公共属性只能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随着利率的下降，房贷支出也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除此之外，增加住宅用地供给、允许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在缴纳土地出让金之后转换成住宅用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都市圈的建设，通过人口聚集和深化分工的方式提升收入水平，这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长久之道。我们将在后期的报告中深入分析“大国大城战略”。

1.2 消费下沉与渠道变革

近年来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发挥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效果显著。《中国消费市场研究报告》（京东）指出：2019年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下沉市场具备较大的消费潜力。过去三四线城市消费水平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但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人口回流、电商平台推广过程中，其消费升级的潜力开始释放。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成本较低尤其是住房方面的投入较少，三四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宽裕，从而使其具备很强的消费能力。

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堵点在于招商引资困难和基建设施落后。三四线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招商引资的困难。广大农村主要受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是需求侧改革的取向。消费下沉需要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鼓励引导有实力、有意愿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中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发挥不同的市场互联互通作用，促进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品牌商品销售。注重从传统到生活的业态结合，实现家庭教育服务，家庭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家庭维修服务、健康餐饮服务等有机结合。借助互联网发展为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持，深度挖掘消费需求、健全供应链体系。

1.3 政策支持耐用消费品升级

通过政府补贴等方式推动耐用消费品升级，是提升消费偏好的重要方法。从政策层面来看，我们将预期城市汽车升级置换，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推进家电、家居等耐用消费品置换升级（人民网）。在农村消费品升级方面，通过补贴的方式推动汽车下乡、家电消费升级也是提升农村消费偏好的重要方法。本文预期，从2021年开始，各大城市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推动耐用消费品消费升级。除此之外，餐饮旅游、教育、养老、医疗等行业也会得到持续的支持。

汽车、家电消费升级还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先进手段充分发掘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团、京东、阿里等互联网企业仍然会由持续的优势。顺丰、四通一达等快递等服务业范围仍然会持续拓展，教育、医疗、养老、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成长空间依然巨大。

1.4 投资策略：坚守消费升级

可支配收入下降、消费意愿不足、消费环境与高端消费供给不足是消费循环的堵点。降低房租、房贷等住房支出，增加可支配收入，调节贫富分化的差距，是构建国内消费大循环的切入点，是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重要步骤，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在构建国内消费大循环中存在三条投资主线：第一，消费建材、家电、家居等地产后周期产业链最先受益。第二，消费渠道下沉和渠道变革的过程中，快递、汽车、家电、零售等行业也存在着持续发展的机会。第三，在可支配收入提升后，国内餐饮旅游、养老、教育和医疗等服务消费行业也会得到显著的发展。

二、人口与消费特征

2.1 人口变化趋势

人口总量决定了消费规模，人口结构变动决定了消费内容。中国人口仍然呈现出总量增加，老龄化加深的特征。一方面人口总量仍然保持增长，增速却在不断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至5‰以下。人口老龄化仍然在不断加深，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0%，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规模继续下降。另一方面，“十四五”期间，中国依旧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规模庞大且具有基础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群体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保持韧性的秘诀，人口总抚养比依然较低，处于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黄金期”。

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城市客群扩大形成消费新动力。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人口转变。2019年，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为42359元，远高于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6021元，对居民消费整体形成了有力支撑。2019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0% ，比 2000 年 36.22% 的水平已有大幅度提升，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80% 以上的城镇化水平。但是按照我国庞大的人口数计算，城镇人口提升1%，就代表有近 1400 万人从农村转入城镇，人口红利持续释放，将拉动巨大的消费潜力。人口城镇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农村年轻人口的不断涌入城镇，使得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整体性发生改变，年轻人群占比不断提高。城镇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在示范效应作用下，“新市民”会增加享受型和发展型消费品的消费，最终使得城市化过程不断通过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渠道影响到居民消费结构从低级向更高级层次转变。同时可以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通过棘轮效应，居民消费水平也会持续平稳上升。

中国正在加速步入老龄化社会和少子化社会，“银发经济”成为新增长点。根据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人口年龄结构会对消费产生影响，社会人口中如果中青年人比重大 ,则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会提高 ;如果少年和老年人比例高，则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会增加。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发生趋势性变化。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2019年，我国老年人口以达到12.6%，我国预计将在2027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老人比例高于15%。1980年以来实行长达30年的计划生育国策，2011年后，国家才逐步放开“二孩”政策。彼时，0-14岁的少年在人口中占比由 1982 年的 33.6% 下降至2019 年的 16.8% ，降幅 50%。

我国的社会总抚养比数年下降，主要是少儿抚养比不断下降，从2000年的32.6%下降到2019年的32.8%；反观老年抚养比则从2000年的9.9%上升至17.8%。这样的变化预示着“银发经济”在未来将会是新的发展重点。按照生命周期假说，在中年时期 ,收入会大于消费 ,不仅可以偿还之前的负债 ,还可以准备积蓄养老。而人在少年和老年时期消费往往会超过收入 ,形成负储蓄。各地区各部门持续推进“六稳”“六保”工作，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继续回落，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消费金融在不断发展完善，可以让更多人口拥有跨生命周期消费的能力和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贡献率。

中国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逐渐壮大。15-64岁的中青年群体“新中产”在人口结构中占比逐渐上升，这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具有稳定收入，有较好的生活品味及健康的爱好。在教育水平上，2019年，我国人口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4.8%，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实现了从大众化向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7年，新增劳动力接受过高等教育比例达到50.9%、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7年，已经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在性别比例上，截至2019年，我国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人，男女人口差距为3049万人。虽然数量差距较大，但我国男女性别比例长期稳定在104%-106%之间，性别结构相对稳定，并在近几年逐渐接近100%。我国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促进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中青年女性群体占比正在逐年增加，这部分女性群体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平均年收入2万以上，75后男女占比差距-1.5，85后男女占比差距-0.6，95后男女占比差距-0.1。2020年，中国“她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4.8 万亿元。

2.2 消费变化

2.2.1消费结构现状

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向发展享受型过渡阶段，但目前仍以生存型消费为主。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结构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食品烟酒再居民消费中占比第一，食品研究占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的28.2%，支出金额达6084元；第二房屋租赁、维修等相关居住支持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居住类支出的CPI同比上涨幅度较低，仅高于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交通和通信类CPI；第三，其他生活用品及服务费支出比重最低。在2019年的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消费占比57.8%，其余消费占比42.2%。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食品烟酒、衣着和居住为生存型消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为发展型消费，家庭设备及用品、文化娱乐和其他消费为享受型消费。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差距较大。对比中国城乡消费结构（下图中外环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城镇和农村消费结构与全国基本一致，城镇和农村消费支出中排名前三的依次为食品烟酒、居住、交通和通信，占比均超过10%。2019年全国居民消费支出21559元，二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28063元，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仅为13328。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侧重点亦有所差异，城镇居民侧重衣着、居住、教育、文化和娱乐领域等的消费；而农村居民消费侧重食品烟酒，交通通讯、医疗保健等领域，分别比城镇居民高出2.4、0.7和2.6各百分点。

2.2.2历史发展情况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渐进过渡。数据表明，近年来医疗保健消费的比重显著上升，在2015年医疗保健的消费份额仅为6.9%，此后几年持续增长，2019年达8.8%，上升了1.4个百分点。消费、文化和娱乐占比的增长幅度次之。对比来看，交通和通信消费份额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态势，2015年消费通信类占比13.3%，后增长到13.7%，之后再下降到2019年的13.3%。食品烟酒和衣着支出占比下跌最严重。总体来看。2015-2019年，食品烟酒、衣着和消费从2015年的59.8&下降到57.8%，降低了2.1个百分点，这也说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享受型消费渐进过渡。

农村居民的食品烟酒消费比重始终高于城镇居民，但差距在不断缩小。2015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品烟酒消费份额分别为29.7%和33%，截止至2019年，分别减少至27.6%和30%，其差距从3.3个百分点缩小至2.4个百分点。类似的可以得出结论，城镇居民的衣着类消费份额一直高于农村居民，但其差距也呈现缩小的态势。

但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大于农村，并且其差距存在扩大趋势。城镇居民的居住消费从2015年的22.1%提高到2019年的24.2%，农村居民消费从2015年的20.9%提高到2019年的21.5%，居住消费城乡差距逐步扩大。最后，城镇交通和通信消费比重经历了先领先农村，后不及农村的过程，2015年和2016年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比重超出农村0.9和0.4个百分点，但2017年被反超，截至2019年城乡交通和通信消费比农村低0.7个百分点。

2.2.3消费结构发展趋势

第一，未来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比重预计将大幅上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居民对于专业养老、高端医疗、康复护理、健康科学等方面都将会有更高的消费需求。2015-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从1165元上涨至1685元，增长幅度接近50%，相应的消费占比也从7.4%上涨到8.8%，提高了1.4个百分点。并且经过此次疫情，医疗保障产业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公众的健康意识显著提高，医疗保障领域的巨大市场需求一触即发。

第二，交通通信消费的占比将进一步扩大。全国居民的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指出从2015年的2087元上涨到2019年的2862元。此次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涉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七大领域的“新基建”进入大众视野。随着未来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提高移动传输等技术的速度和效率，大众对于便捷通讯和物流运输等的消费需求也会随之而来。

第三，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未来将会出现显著下降。2015年-2019年，居民食品烟酒和衣着的消费份额显著下滑，分别从2015年的30.63%、7.41%下降到2019年的28.22%和6.2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衣着的支出占比会不断减少，消费结构将从生存型消费向改善消费过渡。

三、消费循环的堵点

3.1 可支配收入下降

3.1.1 可支配收入下降

消费是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驱动力，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受可支配收入的限制，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刺激消费的有效方案。一方面，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长过缓，居民无力承担更高层次的消费，既不利于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削弱国家整体消费能力；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偏高，居民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导致高收入者消费率低和低收入者消费不自信现象并存，加剧消费需求不足的矛盾。不同居民收入的不平等会使低收入群体消费非必须支出增加，抑制良性消费；土地价格过高会减少劳动性收入，扩大居民收入差距、抑制消费水平的提升；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提高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降低消费率。由此可见，稳定消费者的收入预期、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是提高消费率的关键。

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水平稳步提高，居民收入保持平稳增长，生活质量获得较大改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已达到2822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5%。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突破了4万元大关，伴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城市具有的资源禀赋优势和区位优势带来的收入提升效应也愈发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增长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6%。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增长具有一定相关性，收入提升将带来消费支出增加，此外，也会带来消费结构改变。

2013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从2013年72.2%的占比降到2018年的70.33%。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仅为8.4%，比2017年回升了1.3个百分点，却低于2016年的增速8.9%，这说明居民消费支出仍然疲软，只是较去年略有改善。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仅为6.8%，低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7%的名义增速，还低于平均增速8.4%。根据2018年统计公报，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6440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4336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0640元，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更是加剧了消费疲软的态势。又考虑到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高的现实情况，可发现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不足是当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

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较快的几项为居住消费支出，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及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这几项支出近些年的增长速度皆是高于总体消费支出的增速，2017年居民人均居住消费支出的增速为9.6%，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支出的增速为8.9%，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的增速为11%，都远高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速7.1%。教育、文化和娱乐支出增长迅速反映我国居民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活变得越来越有意义。而住房和医疗保健住处的高速增长却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刚性需求支出快于总体消费支出，不利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我国消费数据恢复较为缓慢，居民收入下降成为了制约消费恢复的关键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203亿元，同比下降1.1%。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4459亿元，同比下降9.9%，降幅接近两位数。在我国目前以经济复苏为基调、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快速恢复的发展过程中，消费数据的缓慢恢复显得格外刺眼。谈到国内消费恢复缓慢的原因，多位专家首先都提到疫情冲击导致了居民收入下降，从而制约了消费。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下降1.3%，考虑到债务利息等支出刚性，居民不得不大幅压缩非必要型消费支出。

在9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今年消费因疫情受到较大冲击，成为经济恢复的薄弱环节；居民间收入差距正逐渐拉大，正形成恶性循环，应重视改善居民收入水平。要改善当前居民收入下降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自然是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施策方向。若要真正落实保民生和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政府有必要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消费补贴，通过现金、消费券或是代金券的形式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以此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刺激消费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3.1.2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20年3月的调查中，受访居民预计2020年全年消费将较2019年减少9.4%；而到5月，这一减少幅度已增至17.3%。其中，年收入3万以下和3万~5万的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减少幅度更大。此外，低收入群体的金融资产也不足，面临流动性约束；而高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其预防性储蓄增加、享受型消费出现负增长。在2月开始的第一轮调查之后，团队发现低收入群体无钱消费而高收入群体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5月开始的第二轮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且情况较前期更为严重。居民消费预期悲观主要原因是居民预期收入和实际收入的减少，特别是边际消费意愿高的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受到的冲击大于中高收入阶层，社会收入差距在疫情后进一步扩大。

因为典型的高收入人群就业多分布在互联网、IT、金融、媒体以及一部分制造业等领域，本身受到的疫情冲击较小，收入并未出现明显缩减，而中低收入群体所在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等行业受到的疫情冲击大，收入缩减明显。要保障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关键还是要提高其收入水平。首先是继续加大稳就业的力度；其次，可以适当加大财政资金对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力度，支持灵活创业就业；最后是进一步完善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意愿。

按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为收入较平均；0.3-0.4收入分配相对合理；0.4-0.5收入差距较大；0.5以上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异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24-0.36之间。中国2015年基尼系数已超过0.46，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国家，与欧盟有明显差距。

3.2 消费意愿下降

理论上，居民有足够的消费意愿和能力，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才有广阔的市场，各种生产要素才能充分有效地得到动员，企业才能在激烈竞争的现实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驱使下扩展投资、升级技术；而企业能在“有进有出、能进能出”的市场竞争下实现优胜劣汰，促使有效率、有前瞻性和有担当的企业持续涌现，才能提供最广泛、最多元的就业机会和形态，从而进一步夯实和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由此形成一个“消费-投资-就业-消费”的螺旋式良性循环。

居民收入增长仍缓慢制约居民消费。收入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消费需求随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结构的变化而变化。通过 2009-2018 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实证检验发现，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94。虽然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减税降费、提高企业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刺激居民增收，但政策效果尚不明显，居民收入增长信心不足。宏观经济数据显示，2019 年一季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8.2%，增速处于 2014 年以来较低增速。调查数据也显示，居民增收信心不足，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自 2018 年三季度以来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且在 2019 年二季度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在增收尚不明显的背景下，居民整体的消费意愿较弱，尤其是对收入较为敏感的低收入、中等收入者消费潜力未能有效释放，居民消费占比偏低。据测算城镇居民的家庭收入用于消费的平均比例仅为 34.13%，远远低于消费超前的美国（69.5%），也低于日本（56.3%）、韩国（47.8%）、印度（59.1%）。

解决消费意愿下降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点。一是进一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消费倾向，通过提高居民劳动报酬收入占比、增加财产收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等方式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二是在居民收入短期内难有明显改观的背景下，加快健全和完善社保制度，消化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刚性因素，引导储蓄资金进入消费领域。

3.3 消费环境不足

消费环境是指由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城市商圈空间布局决定,对消费者实际消费具有直接影响的一些外部因素,既包括与消费场所的距离,也涉及可供选择的商品种类、质量、品牌、服务水平等因素。商品流通中的现代组织形式连锁商业直接构成消费环境的一部分,还通过流通对生产的反作用(包括采购、定制化生产等形式)间接影响消费环境。

汽车、通讯器材以及房地产相关消费占商品销售总额的接近 5 成，是带动近年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但2018 年以来以上消费热点均失去动力。其中房地产相关消费受到房地产销售面积下滑的影响大幅下滑，汽车消费面临新排放标准、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到期等因素制约。此外，新技术换挡也对消费带来暂时性拖累。如汽车行业正从柴油/汽油转向电动/混合动力汽车，手机行业正从 4G 转换到 5G，这导致一些消费者推迟购买计划，等待更多新产品上市。

解决消费环境不足的问题，可以创造新的消费热点，发挥政策合力，加大对养老健康、绿色消费、教育文体、旅游休闲、信息网络、农村消费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不断提升消费升级的质量和效率，尤其是刺激老年群体、三四线城市等下沉市场的消费意愿，形成拉动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引擎”。

3.4 高端供给不足

3.4.1 主要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跨境购物的增长与高端科技大量进口

目前，我国的中高端供给侧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比如高端主要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集成电路产业大量进口、众多消费者选择出境购物或海淘等，并呈现增长的趋势。

（1）进口消费品需求仍然旺盛

根据商务部2019年7月发布《主要消费品需求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中，对食品、服装鞋帽、母婴用品等10大类消费品进行的全面调查显示，我国消费者目前对进口消费品需求仍然旺盛，有79.6%的消费者购买过进口消费品，其中41.7%的消费者购买进口消费品占同类消费品比重超过10%。

从分品类看，化妆用品、母婴用品、钟表眼镜、电子电器进口比重较高，分别为58.0%、54.3%、45.0%和41.9%。对产品的安全、设计和品质的关注，是消费者选择进口产品的主要原因。消费者对食品、母婴用品、化妆用品、乘用车四类产品的安全性能更加关注，钟表眼镜、珠宝首饰则关注设计；家居和家装用品、文教体育休闲用品关注品质；服装鞋帽关注价格、款式；电器电子产品关注功能。

报告数据显示，消费者增加购买进口消费品的意愿较强，对于化妆用品、珠宝首饰、母婴用品、钟表眼镜、乘用车、食品6类消费品，消费者增加购买进口的意愿都强于减少购买的意愿：有22.9%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食品， 26.6%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母婴用品，29.9%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化妆用品，28.5%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钟表眼镜，30.4%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珠宝首饰，25.3%的消费者将增加购买进口乘用车及用品。据报告显示在2020上半年，有24.1%的消费者表示将增加购买进口消费品。

（2）跨境进口消费规模扩张迅速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猛，国家层面频频颁布的鼓励政策也促进了我国跨境网商的快速发展，跨境电商行业交易规模增长迅速。对进口消费来说，新型消费发展趋势推动包括进口消费在内的消费市场数字化转型，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利好为进口消费线上化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推动进口消费线上化。随着我国国内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不断增加，对跨境商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品质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消费观，跨境进口电商在进出口结构的占比也有上升的趋势。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预计2020年我国海淘消费金额将达到2800亿美元。

3.4.2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不适应：数量、质量、价格

如今无论从工业总产值还是产品数量上看，我国已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大国，但还主要集中于传统中低端消费品和低附加值产品，距离真正的制造强国还有差距。从结构看，消费品和服务的产业结构和生产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及消费升级变化趋势，且目前中低端产品较多，高端产品供给能力相对不足，存在构成质量缺陷、创新能力较弱、价格较高等问题。

（1）优质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进口依存度高

目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日益旺盛，但我国的消费型行业的进口依存度依然很高。在我国149个行业中，以最终用途为划分依据，可归类为68个消费型产业、22个投资型产业与58个出口型产业（1个行业无数据无法分类）。通过比较各行业的进口依存度（该行业进口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重）可以看出，很多进口依存度高的行业都属于消费型行业。如水上旅客运输属于典型的消费行业，用于消费的比重占82.22%，但其进口依存度高达131.86%；航空旅客运输属于消费型行业，用于消费的比重是59.26%，进口依存度是83.6%。此外，住宿、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均属于消费型行业，进口依存度也都在10%到30%之间。日用化学品是消费型行业，80.45%用于消费，进口依存度23%，说明我国的化妆品大量进口。住宿的进口依存度高，说明国内旅游地严重短缺；2019年因私出境人数达到1.6亿人次，既说明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也说明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存在与居民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旅游的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教育医疗也是典型的消费行业，但也越来越多的人到国外留学、体检、看病，说明优质供给不足。

根据商务部2019年7月发布《主要消费品供给状况统计调查分析报告》对流通企业进口主要消费品的意愿统计与原因调查，可以看到，我国消费品供给以国产为主，75.2%参与调查的流通企业国产消费品销售比重超过50%，但流通企业进口消费品意愿略有增强，预计2020年9.7%的企业将增加消费品进口，较2019年提升2.5个百分点。企业进口意愿较强的消费品品类与消费者进口需求旺盛的品类重合度高。具体包含：鲜果、鲜奶、水产海鲜、保健品、运动服装、运动鞋、婴幼儿食品、婴幼儿纸尿裤、洗发用品、护肤用品、彩妆用品、口腔护理用品、手表、眼镜、太阳镜、钻石饰品、新能源汽车等等，进口原因多为对品牌、原料、安全、设计、价格、节能环保等产品性质的关注，而这也说明我国国内的优质消费品生产存在较为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在为社会或市场提供更高技术性能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而从进口产品的主要原因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进口消费品的优势很大部分源于品牌，而我国制造产品大部分基本满足功能性常规参数要求，同质化制造较多，在功能档次、质量性能、技术含量与精密难度、品牌知名度、差异性等方面不足，也进一步说明了我国高端优质制造品牌还很缺乏，无法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2）国产消费品质量有待提升 

随着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然而我国在高质量产品的供给方面却存在不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产品的总体质量水平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以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状况为例，中国产品质量与国际市场的差距首先体现在生产领域产品质量的合格率与优等品率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每年都会对产品质量的合格率进行抽样调查，并会统计出不同地区产品质量的总体情况。

中国生产领域产品质量平均抽样合格率从2014年的92.3%下降至2018年的89.7%，与发达国家98%的合格率相比还差很远，不合格产品仍然存在，近十年来的平均不合格率仍徘徊在10%左右，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优秀企业可以接受的不合格水平（一般在2‰～3‰）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这个不合格率乘以庞大的制造业总量，绝对值依然较大，产品质量亟待持续提升。

其次，中国产品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产品质量等级品率的数据也可以体现出来。如表2所示，中国产品质量优等品率从2014年的68.2%下降至2018年的51.3%，呈走低趋势。与发达国家市场上平均74%的优质品率相比，中国产品的优等品率还具有较大差距。

（3）创新能力较弱

面临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交织叠加的困难和挑战，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三大失衡”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新的供需结构性问题还在不断出现。我国产业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价值链中低端，供给体系质量不高，高端供给短板明显，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更加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环境复杂严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长缺乏动力。随着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升，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下降。从内部环境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都对制造业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我国许多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偏弱的问题，制造业的实用性技术创新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少。特别是不同企业在创新上的意识与投入存在较大差异，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创新动能不足是制约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挑战。根据武汉大学发展战略研究院的抽样调查，民营企业设立研发部门的比重为46.3%，较整体水平低2.9个百分点。小型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有专利的小型企业占比为17.7%，较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分别低了23.9个和39.7个百分点。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的调研结果显示，在对30多家大型企业的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查中，有30%左右的关键材料是还属于“空白”阶段，一些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大多数存储芯片尚依赖进口。事实上，基础研究这个短板，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制约。目前工业的芯片、基础软件和操作系统等领域“卡脖子”技术较多，国内制造业企业在这些方面的研发投入相对不足。2018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基础研发投入为33.5亿元，仅占研发总投入的3%，与主要发达国家6%—8%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可见，目前投资导向在应用层面的科研投入较多，应鼓励引导更多资金流向制造业的基础投入。

（4）价格较高

国内进口商品价格高于国外。由于进口消费品存在较高关税和消费税，商品流通成本高和环节多，造成国内与国外同一商品成倍的价格差距。

与出口海外的国内高档消费品相比，出口退税政策对出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影响较大。一方面，国内生产的高档消费品出口退税率多在13%以上，但同样的商品，销往国内市场时，按统一的税制规定，同类产品不仅不享受退税，还将在销售环节征收13%的增值税与高额的消费税，而这部分流转税将反应在价格上，最终由消费者承担。另一方面，这些产品出口至其他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时，虽然也需要缴纳进口国关税等进口环节税收，但很多情况下其进口税率低于我国出口退税率。因此，“内销”与“出口”、“出口”与“进口”两个环节的税收差异对国内外价差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以茅台酒为代表的中国名牌白酒产品为例，我国为鼓励国产白酒出口，出口白酒可享受13%的出口退税率，且免征消费税，与国内销售的白酒需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增值税形成鲜明对比。

近几年来，为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我国不断降低进口商品关税。但降低关税固然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却未必直接反映在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上。2018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朱光耀曾表示，关税是根据商品的进口价格而非国内市场价格征收的，对于中高端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销售价格通常是进口价格数倍以上。抽样调查也表明，关税在市场零售价格中占比仅为0.4%至6.5%。进口消费品的售价也不会直接由企业决定，中间还要涉及代理商、分销商的多层议价，而影响其价格的因素除了关税，还有流通成本和营销策略等等。其中，借国外完善的行业认证文件等树立品牌优势，凭借品牌溢价标榜高质量、维持高价位是国外高档消费品牌常用的营销策略，但我国国内高档消费品目前仍存在品牌建设短板，贴牌、仿制产品依然较多，消费品领域缺乏高端品质认证，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能力仍有待提升。

（5）居民消费升级，服务消费存在供需不匹配现象

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们消费需求逐步升级，从温饱型消费转向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这些年老百姓在健康、医疗、文化、旅游、教育、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型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 和67.7％ ；2017年，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3％，首次低于30％；2018年，居民恩格尔系数进一步下降到28.4％。从国家统计局从2018 年开始公布服务消费指标显示，2017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占比为42.6％，2018年服务消费占比为44.2％，2019年为45.9％，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服务消费比重每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教育、健康、医疗、文化、旅游、信息等领域的消费已成为人民最迫切的美好生活需要。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国内旅游达到55.4亿人次，同比增长10.8%。国内旅游收入5.13万亿元，增长12.3%。出境旅游达到1.55亿人次，连续多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境游客源国。目前包括旅游、文化、体育、养老、家政等在内的服务消费已经占到了国内居民消费支出比重的40%以上。初步预测，到2025年，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达到50％；到2035年左右，有可能达到65％左右，并且在这个比重上趋于稳定。由此看，我国消费升级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

我国服务领域的供给与人民的需要并不匹配，幼儿教育、看病难看病贵、养老等既是民生痛点，也是消费堵点。我国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还不够强，经济循环中还存在许多堵点瘀点。从质量看，随着消费不断升级，居民对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需要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供给。

四、降低住房支出提升可支配收入

4.1 中国可支配收入观察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是指居民家庭获得并且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家庭成员所从事主要职业的工资以及从事第二职业、其他兼职和偶尔劳动得到的劳动收入。在宏观的层面，可支配收入等于GNP减去所有税收、企业储蓄和折旧，加上支出和其他的转移支付，还有政府利息支付。在微观层面，家庭成员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净收入、家庭资产所获得的收入、政府和单位对个人收入转移以及其他收入等。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中，提升可支配收入均是采用政府减税的办法来实现。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可支配收入只是人均GDP的43%，可支配收入在GDP的比重占比较低。除此之外，可支配收入不等同于居民自由支配收入的大小。因此，衡量居民的消费能力，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制定新的指标对我国居民的“钱袋子”进行衡量——“自由支配收入”。居民总收入减去社保（如“五险一金”）和税收之后，至少还要支付最基本的生存支出，包含基本的住房支出和食品支出，偿还银行的贷款，这些都是无法自由支配进行消费的收入。只有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才能更契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契合宏观经济的需求侧管理。

从2019年典型家庭除了五险一金和所得税之外的消费支出结构发现：食品支出占比28.2%、居住支出占比23.4%，这是两大刚性支出。房租和房贷这两大居住支出占比是导致收入分配差扩大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使消费信心和预期不稳，教育、养老、住房支出占比较高，对消费产生挤出作用。高房价不仅透支居民购买力，也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社会矛盾。降低居住支出是提升自由可支配收入的重要手段。

4.2 居住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我国居民的自由可支配收入极大受限于住房市场，房价过高带来的房贷压力于租房压力对居民的自由可支配收入的挤压效应十分严重。2017年以来，住房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2016年和2017年推行的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限购政策，导致临近的中小城市房地产热情激增，房价脱离基本面上涨。房价过高，购房成本持续抬升，造成居民支出结构中房贷成“大头”。2019年末，住房贷款余额29.8万亿元，占全部居民债务总额比例高达53.9%。从增量来看，2008-2019年，住户部门贷款增长了49.6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26.8万亿元，占比达54%，贡献了主要增长，并且其年平均增速超过了居民杠杆总体增速。房价如果过高，还会连带房租上涨。2019-2020年，随着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一级交易市场的价格整体较为平稳，但二级租赁市场价格则呈现上涨态势。2019年一季度，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212元，增长9.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为21.9%，部分一线城市房租涨势更快。家庭债务产生持续性的还贷支出，必然会影响到居民其他领域的当前消费支出，对于收入不高的居民而言，甚至会带来生活质量的下降。

高额的房价还会进一步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由于住宅本身具有购买力储备资产的功能，买房可以同时兼顾住房的本质需求——提供庇护所，又可以把其凝结的价值储藏起来。因此，在社会重视住房拥有率的国家（如我国），通过购买房产凝结财富，保护自己的购买力，往往是唯一的选择。因此，有房产（通常为住宅）者比没有房产者更容易保护自己的财富。而对于没有房产的人来说，购房难易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自己在“贫富”这个天平上到底是往上还是往下走。这十多年来，买房的通过房产保值增值，没买房的人财富在不断的缩水过程当中，贫富差距一下子拉开了。但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的可拓展空间有限，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又因自由可支配收入的减少得不到满足，因此房价上涨也间接对我国的消费产生了挤压效应。

租房成本过高对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也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租金收入比最高的10个城市来看，一线城市的高收入在高房租面前毫无优势，减去房租后的可支配收入寥寥无几。租金收入比是房租与收入的比值，直接反映居民租房压力。据《2019上半年全国重点50城租金收入比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在我国一二线城市里同样具备租房压力。北、上、深整租一居室租金收入比分别为89.5%、82.5%、78.1%，合租租金收入比分别为46.2%，43%，37.6%，虽然与2019年一季度相比有所下降，但租金收入比仍维持在高位。由此可见，我国一线城市面临着一定的租房压力，并呈现出“买不起，租不起”的住房压力。部分二线城市同样具备租房压力，如大连、西安、杭州、成都热点城市的整租一居收入比大于50%，合租租金收入比也同样位于高位；其中西安、杭州、成都由于近两年高新科技行业的发展，外来就业人口吸引力逐渐增强，因此使得租房成本进一步提升。

中国大城市的居住成本较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以住房收入比为例，全球房价收入比排名前列的城市，香港、北京、上海、深圳都赫然在列，达到伦敦的2倍以上。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心、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民盟中央共同推进的一个全国性问卷调研中，接近四成参与调查居民的住房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超过30%，其中有12%参与调查的居民住房支出占比甚至超过了60%，受访者均反映较高的住房支出对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时，从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中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用于居住方面的支出高达5055元，占比23.4%，仅次于第一大支出食品烟酒6084元，占比28.2%。由此可见，我国居民在住房上的支出过高，挤压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目前，住房问题已成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堵点，使得牵引供给的需求无法有效形成。

4.3 发展租赁市场降低房租

发达国家的经验模式证明，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是抑制房价猛涨的有效工具。我国对房地产租赁市场建设十分重视，从2015年起出台了诸多发展租赁市场的政策。在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政府把非常具体的租赁住房建设提为了明年经济工作必须加强完成的一个重点任务。随着 “租购并举”大力发展住房租赁的政策倾斜，未来新租房时代正在逐渐靠近。

在商品房市场中，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在在租赁房市场中，重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是重点内容。加快完善长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购住房在享受公共服务上具有同等权利，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这本质上是剥离房地产附加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属性，这对降低房价具有重要意义。土地供应向租赁住房建设倾斜，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和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建设租赁住房。这是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进行房租。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整顿租赁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通过破除垄断的方式对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从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出，增加租赁住房建设、将闲置的商业地产、工业地产转换成租赁住房，增加大城市房屋租赁供给，成为推动大城市房租下降和低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提升的关键步骤。“租赁住房增加-房租下降-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升级和消费增加-有效供给提升-收入增加”的国内大循环将率先构建起来。

对于中等收入人群而言，住房贷款也是重要的刚性支出。坚持房住不炒，剥离房屋的公共属性只能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随着利率的下降，房贷支出也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除此之外，增加住宅用地供给、允许商业用地和工业用地在缴纳土地出让金之后转换成住宅用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都市圈的建设，通过人口聚集和深化分工的方式提升收入水平，这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长久之道。我们将在后期的报告中深入分析“大国大城战略”。

4.4 增加多种要素参与分配

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比例较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处于相对较低水平；收入分配中再分配力度较小，基尼系数在世界上属于较高水平，抑制了消费倾向居民杠杆率提升较快，对消费挤出效应明显。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能力和增强基本保障为重点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产业方面，可以以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优化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强化服务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

在备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可以研究制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行动计划，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推进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

此外，还可以提升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深化职业院校和职业教育改革，构建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对重点群体的支持力度，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建立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加大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保障力度，围绕“七有”目标和“五性”需求，加强对该群体的合法权益保护力度，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

五、补齐消费循环短板，提升消费意愿

5.1 完善服务消费标准制定

新时代消费的转型升级对服务业的需求迅速增长，服务消费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一环，也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而我国服务业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得到完善。服务业产品往往是无形的，其质量难以像有形商品一样可以轻易度量，因此服务标准的缺乏与不完善导致市场良莠不齐，损害消费者权益，不利于我国消费循环的构建，长期损害经济发展。因此，我国制定服务消费标准迫在眉睫。

5.1.1 教育行业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育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教学多样化需求日益增长，互联网和教育日渐深度融合，开拓了“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尤其是疫情期间，直播授课方式广泛兴起，建立教育服务的质量标准和开展质量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教育决定国家发展的关键产业，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育质量，不仅表现在服务结果，即学习者自身知识、技能、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高以及社会对于毕业生的满意程度上，还表现在教育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教育服务的质量，往往需要社会广泛长时间的参与才能显现，线上教育的碎片化更使其结果难以衡量。不少校外培训机构受经济利益驱使，用低质量的教育水平诱骗家长超期缴费，盲目逐利、随意涨价。低质量教育不仅会严重损害消费者权益，更对国家下一代的发展有弊无利。因此，制定客观的教育服务标准迫在眉睫。

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把制定教育质量标准体系作为工作的重点，做到全学段覆盖、引领世界先进水平、满足不同层次类型的教育需求。基于此，我国出台了相关标准措施，包括《社区教育服务规范》、《远程教育服务规范》、《早期教育服务规范》等等，对我国多方位的教育行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使之在标准内合法合理运行，以切实保障学生和家长的权益。而标准中的规定大多为最基本的要求，对于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缺乏量化，我国现代化教育发展经历了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发展历史较短，因此有必要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标准，为我国提供借鉴。

5.1.2 医疗行业

我国消费者对于医疗服务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指的是医师、护士等工作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及医院医疗设备和医院人性化的服务设计等。然而，我国虽然已经发布对于医疗器械的标准，但缺乏相应的医疗服务标准，服务能力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目前，在医疗系统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医院管理模式落后。目前，医院管理模式还停留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时代，按照政府行政体制设置的管理模式，管理层级多，工作效率不高，这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第二，医疗系统工作人员服务意识淡薄。部分医疗服务人员缺乏责任感，不了解医疗法律法规，对患者态度恶劣，导致医患矛盾激化。我国存在不少由于医疗服务人员责任感缺失而导致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的案例，无疑对于消费者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失。第三，医院管理工作不规范。医院医疗质量控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化、明确分工的管理方式，出现医疗质量问题后，医院缺乏深入反思自身问题的激励。作为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的行业，医疗系统的不规范化将会更加激化医患矛盾，使中国看病难的问题雪上加霜。因此，制定医疗服务的行业标准以规范医院人性化运营重要性凸显。

IQIP即国际医疗质量体系，起始于1985年，由美国马里兰医院协会提出，用于医院内部衡量其临床服务质量，以便于进行医院评级定位，一直以来作为美国的医院质量管理的指标体系。IQIP于1991年逐步扩大到国际范围，其中2000多家使用者在美国本土，500多家应用单位分布在北美、欧洲、澳洲及亚洲。IQIP体系通过在医疗机构的广泛使用，已被世界认可。

IQIP的衡量指标复杂全面，其通过制定公式和适用范围，以定量的方式，对医疗服务管理过程或医疗服务结果进行客观衡量，从而能够对医院服务质量进行可比性分析。此外，IQIP设立负性指标，即由于医疗服务所造成的非故意损伤或并发症，导致病人失能、死亡、或住院时间延长的案例，由此来对医院端正态度承担责任带来激励，从而更加注重医疗服务结果和患者利益。

我国缺乏这样一个对医院服务效果的定量分析，从而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医疗服务标准，导致我国医患问题严重。IQIP的标准无疑对我国提供了借鉴，为现代化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法指导。

5.1.3 养老行业

对我国养老标准进行完善，推动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有利于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快速、有序和可持续发展。201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要求：民政、质检等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标准体系，抓紧制定管理和服务标准。“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布了系列养老服务业发展政策，积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之后相继出台了《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基本要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设施设备配置》等系列国家标准。目前，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我国已发布的国家标准有4项，已发布的民政行业标准有3项，正在制定和计划制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有12项；同时各省、市在推进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也积极组织开展了标准化建设。

已发布的标准中包括出入院服务、生活照料服务、膳食服务、清洁卫生服务、文化娱乐服务等等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同时对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和评估提出了相应要求。这些标准无疑为养老机构规范服务行为，预防和减少养老服务纠纷提供了技术支撑，对进一步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养老机构合法权益和正常服务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国发布的标准多为文字性的指导，而缺乏定量的指标，使养老服务产业的标准实施存在一定困难。此外，我国标准的内容侧重供给端要求，而缺乏服务需求端的标准，导致老年人利益和诉求是否得到满足、是否感到幸福等等指标难以通过标准反映，从而不利于全面提升养老产业的人性化服务质量。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提倡应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依托经过权威认可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科学合理的评价实施规范来开展独立的质量评价，这种评价将引导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全体员工建立以老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建立起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和控制所有与服务老人有关的过程，充分掌握老人的需要，对不符合要求的有关规定及服务流程及时发现并采取自我纠正预防措施，控制质量风险，保持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并持续改善绩效。

5.1.4 旅游行业

我国需求侧在不断升级，新型消费业态需求日渐趋旺，消费者对于旅游活动产生了新的要求，因此旅游行业应跟随需求的变化提升质量，制定旅游行业服务标准。我国至今出台了46条旅游业国家标准，71条行业标准，对旅游业中的餐饮、住宿、购物、旅行社、旅游景区等运营提出了明确文字要求，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旅游业出现因施工安全问题、景区保护措施等因素的匮乏而产生的人身安全案例得到有效控制，配套服务设施的也在不断完善。然而，对于服务质量的标准要求大多为2011年出台，较为老旧，且量化指标较少，需求端反馈因素未得到充分展现，难以进行有力的监管从而保障消费者权益。某些旅游服务手续繁琐，缺乏透明性。针对新时代我国消费者对于旅游业需求的升级，服务标准应得到相应的更新，以更好促进旅游业提质增效。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应探索互联网+新模式，改善旅游市场环境。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旅游业提供了鼓励旅游业与互联网相结合，运用手机应用程序（APP）等方式，整合旅游产品信息，畅通消费投诉渠道，改善旅游和购物体验，提升“智慧景区”服务水平，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好客流疏导和景区服务。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人员往来需要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出台便利外籍人员入出境、停居留的政策标准。对于旅游业中不同业态制定不同经营标准，对于文化休闲街区、艺术街区、特色书店、剧场群、文化娱乐场所群等新业态分别进行标准规范，并将体验性消费与用户反馈纳入标准评价体系，切实提高旅游业服务质量。

5.2 渠道变革与消费下沉

5.2.1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建议》着眼于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城镇化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新型城镇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1）实施城市更新行动

城市治理是一个有机整体，涉及城市规划、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环境治理、人文关怀等诸多方面，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将信息资源集约整合，为城市精细化治理打造后台系统，实现信息共享、互联互通、全局调控、协同指挥，保证决策的精准性、高效性、人性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所在。第一，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善工程。完善城市生态绿地和廊道系统，建设高品质绿色建筑，构建慢行网络，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建设绿色城市。第二，完善城市空间结构。统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科学编制城市各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结构，统筹老城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产业发展和居住功能、地上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优化城市开发空间结构和人口分布。科学确定城市定位，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第三，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把文化作为城市的灵魂，统筹做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和现代文化培育发展，加强城市风貌与建筑形态管理，延续城市文脉，彰显城市精神，建设人文城市。

（2）提高城市治理水平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要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针对城市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推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满足市民多样化需求，切实提高特大城市风险防控能力。

第一，加强城市风险防控，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开展风险自查并制定风险防控实施方案，健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提升各类设施平战转换能力，对城市生命线系统、应急救援和物资储备系统等进行超前规划布局，加快完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公共卫生预警救治能力和城市抵御冲击、应急保障、灾后恢复的能力，显著提升城市韧性。第二，完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整合共享公共数据资源，搭建智慧城市运行管理平台，丰富应用场景，建设智慧城市，推进智慧交通、智慧水务、智慧能源、智慧政务等发展，提升城市治理效率。

（3）完善城市服务职能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强调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2020年5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这为破解城镇化过程中公共服务配置约束提供了新的改革依据。长期以来，城市区域分等级的管理方式导致区域间、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按实际人口配置公共资源，落实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原则，突破城市等级化管理机制，有利于行政级别低但人口集中、市场活跃的城镇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城市吸引力。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的重点是促进县域公共服务设施的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档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这一举措对于纾解城市群中心城市非核心功能，促进农民工的就近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

5.2.2 物流体系建设

现代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并连接了生产与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充分发挥物流业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内大循环看，生产端要进一步营造低成本、高效率的物流环境，促进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为优化产业组织模式，增强区域优势和产业竞争力提供有力的支撑。在消费端，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不断深化物流与商贸协同发展，加速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数字化供应链的深度融合进程，促进新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从国际循环看，新发展格局要求不断调整优化国际物流格局，以更好适应对外贸易的方向、货物出口结构、贸易方式等变化。

十四五时期，将加快推进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以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为重点，以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目标，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物流业实现由大到强转变为主线，深入推进现代化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对外，要立足全面开放新格局，精准把握全球供应链体系，重构战略机遇，努力适应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坚实的保障；对内，要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顺应技术创新应用发展趋势，加快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全面提升物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此，“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重点推进八大体系建设：一是构建“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二是建立安全可靠的现代供应链体系，三是发展集约高效的物流服务体系，四是完善创新赋能的物流经济体系，五是健全保障有力的应急物流体系，六是打造内联外通的国际物流体系，七是培育分工协调的物流市场主体体系，八是夯实科学完备的物流基础体系。

5.2.3 消费下沉

三四线城市具有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近年来消费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发挥三四线城市消费潜力效果显著。京东《中国消费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年低线级城市的增速快于高线级的增速，四五线城市的消费总额增速领跑其他线级城市，下沉市场具备较大的消费潜力。过去三四线城市消费水平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但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人口回流、电商平台推广过程中，其消费升级的潜力开始释放。与此同时，由于生活成本较低尤其是住房方面的投入较少，三四线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宽裕，从而使其具备很强的消费能力。

与农村不同，三四线城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招商引资的困难；广大农村主要受商业网点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制约，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如何更好开拓城乡消费市场、促进城乡平衡发展，无疑也是需求侧改革的取向。这需要优化城乡商业网点布局，鼓励引导有实力、有意愿的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在中小城市开展连锁网点建设，发挥不同的市场互联互通作用，促进适应当地市场需求的品牌商品销售。注重从传统到生活的业态结合，实现家庭教育服务，家庭医疗服务，家政服务、家庭维修服务、健康餐饮服务等有机结合。

互联网的发展为下沉市场的消费增长提供了技术支持。充分认识到商品市场平台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促进数字化、智能化平台经济与个性化，社群化的消费需求进行有效的对接。同时完善电商经营相关法律政策，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使电商经济在消费下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深入推进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完善供应渠道。政策引导可以侧重于，充分发挥邮政系统、供销合作社系统现有农村网点布局优势，实施“邮政在乡”、升级“快递下乡”。开展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试点。加强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建设，扩大电商进农村覆盖面，促进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深入开展消费扶贫，构建互联网企业与贫困地区合作交流平台，助推农村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特色优势农产品销售。

健全城乡商品供应链体系，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最后，政策面大力提升电商、快递进农村综合水平，着力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补齐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加快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农村产品和服务实施品牌化、标准化、电商化、产业化改造。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全面推进信息进村入户，构建为农综合信息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升农村地区宽带用户接入速率和普及水平，降低农村信息网络使用成本。

5.3 政策扶持耐用品置换与升级，释放增量消费需求

5.3.1 推动城市汽车置换、升级消费

汽车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弥足轻重，趁产业升级发展之机推动消费升级事半功倍。从消费端看，汽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消费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汽车消费额接近4万亿元，占社零总额（当年为41万亿元）的比例长期稳定在10%上下。从供给端看，汽车产业的产业链长、关联度高、涉及面广，产业增加值占到整个工业增加值的7%左右，对推行“六稳”、“六保”等政策同样具备较高影响力。在新冠疫情影响下，汽车生产和消费一度遭受巨大冲击，进一步凸显了制订汽车消费刺激政策的重要性。

本轮消费刺激政策从多层次多角度发力，重点包括了优化汽车限购政策、补贴汽车置换、促进二手车交易生态构建、完善汽车消费环境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层面，今年4月国务院专门召开的以“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为主题的发布会上，提出了延长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购置税期限、以奖代补支持京津冀等重点地区特定排放标准柴油货车、对二手车经销企业销售旧车减征增值税三条提振举措。而在今年10月，发改委再度表示推动汽车消费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老旧汽车置换政策，适度放开乘用车限购。

从地区政策层面来看，上海深圳等限购地区适当放宽了限购指标、优化了汽车限购政策；多地对报废旧车、购买新车或是以旧换新的消费者发放补贴和新车消费券；湖南等省市设立了二手车流通促进专项资金并取消限迁政策以促进二手车消费。横向对比历史上的两轮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本轮政策虽然在补贴力度上尚不能确定，但交易补贴的覆盖面更广、程度更深却是既定的。而历史数据表明，每轮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在颁布后都能显著提升机动车销量增速，拉动大规模的消费需求；本轮政策同样如此，有望在1-2年的政策施行期内构成对汽车消费的有力提振。

政策扶持新能源汽车发展，培育汽车升级消费的长期增长动能。从国际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看，电动化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包括欧美等汽车产业发达国家都在逐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和开发力度，存在长期的升级需求。相应地，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虽然起步早且发展速度快，但制造成本高、普及度低等问题尚存，使得其在市占率上尚不足以与传统燃油车竞争，仍需要政策的扶持来巩固和扩大发展成果，譬如通过延续对新能源汽车的财税政策支持来稳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随着产业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向好，将有望激发长线的消费需求增长。

5.3.2 推行汽车下乡政策，释放农村消费需求

国家层面再推汽车下乡政策，意在释放农村地区的增量消费需求。伴随脱贫攻坚战的持续推进，我国乡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乡镇农村居民进入到“农用车消费升级为汽车”的发展阶段，从而成为潜在的新增机动车消费群体。在汽车升级趋势叠加消费下沉的双重影响下，乡村地区的汽车消费需求有待释放，再度推进汽车下乡工作的重要性提升。

从政策面上看，12月10日，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商务部在今年年末至明年初将着力推动扩大重点商品的消费，包括鼓励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这一发言标志着我国第二轮大规模的“汽车下乡”工作进入推进期。结合汽车消费增长动能从东部向中西部、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现状来看，释放乡村地区的增量需求以带动消费规模显著提升是本次政策的主要目标。

相比于城市地区，农村存在更多的汽车增量消费需求，为消费刺激创造了施行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拥有汽车的数量为41.0辆，相对的农村仅为每百户22.3辆；且随着农村基建设施的加速投入，农村的汽车需求也会进一步扩容。相对的城市汽车市场消费规模长期处于高位状态；截至2020年6月，全国汽车保有量超过100万辆的城市有69个，且其中12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300万。相较之下，农村的增量消费需求更为显著，对于刺激新增消费更为有效。

相对于前期汽车消费刺激规划，新能源汽车与农村居民契合度更高，同样也是本轮下乡政策施行的焦点。受汽车行业技术及发展程度所限，2009年和2015-2017年的两轮刺激政策主推的仍是传统低排量机动车；但随着新能源车快速推广，其契合农村的特征也逐步凸显。首先，农村居住密度较低，大多数家庭具备充裕的空间以驻车并安装充电桩；其次，农村的加油站设施分布相对较少，新能源汽车可以解决加油不变的弊端；最后，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相较燃油车更低（约为1/6），但同样能满足农民使用需求。综合来看，未来推进以新能源为首的机动车将有望助力消费需求增长，加快内循环构建与畅通。

5.3.3 政策持续发力，促进家电更新换代消费

伴随上一轮家电刺激政策的产品进入更换期，家电及其它消费电子产品的政策扶持力度也有所加强。参考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来看，上一轮家电下乡+以旧换新政策促进了农村地区大家电产品农村保有量的提升，对于内需拉动的重要性不亚于汽车下乡工作。结合大家电产品的平均使用寿命来看，当前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家电更新换代期，通过政策推行刺激相关消费存在较高的可行性。当前，相关政策面主要立足于完善家电、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回收网络、鼓励企业积极推行产品的更新换代两方面；通过制定激励与强制相结合的以旧换新政策来合理引导消费预期。

政策助力完善家电回收体系和生态，变相提升微观主体的迭代消费能力。在今年5月印发的《关于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处理体系推动家电更新消费的实施方案》中，发改委提出，利用3年左右的时间搭建起线上线下相融合，城市功能与专业服务相结合，城市、街道、社区、家庭相贯通的废旧家电回收网络；吸收 “互联网+回收”模式经验，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化废旧家电回收网络，搭建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当前，我国家电回收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行业整体呈现小、散、乱的特征，构建一套绿色、专业、高效的家电回收模式不仅能够解决当前存在的竞争失序、操作不规范、效率偏低等问题，还能给予消费者更多的实质性回收回馈，增强其进行产品迭代消费的能力。

在绿色家电升级的背景下，政策面鼓励引导企业进行产品更新换代，给予补贴以提升微观主体的消费意愿。在完善回收体系的同时，政策并行鼓励企业加快产品创新迭代，优化产品功能款式，开展个性化定制业务，提高家电供给水平也能够充分激发消费者的更新升级意愿，从而拉动需求增长。实质性措施包括对消费者购置节能型家电产品给予适当补贴，引导消费者加快家电消费升级，使用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产品等。

积极组织开展以旧换新活动，通过让利优惠等形式刺激消费。在产品供给端，政策也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提供必要的对接服务平台等资源来鼓励家电生产、销售企业及电商平台积极推行家电更新优惠，包括举办 “周年庆”、“购物节”，开展覆盖城乡的家电以旧换新等更新消费活动，刺激消费者加大消费规模。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本轮依旧换新政策虽然补贴力度尚不明确，但在政策引导下，以家电回收建设为契机，配合家电产品绿色升级趋势，仍有望打破家电市场需求较弱的困境，并推动家电制造业自身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

5.4 互联网技术迭代普及加速，提升消费效率同时激发新消费活力

O2O模式发展推广，显著提升消费效率。随着O2O模式的发展和兴起，以零售业为代表的消费进行了线上线下渠道的深度融合，双线消费模式逐渐成为新型消费的典范。消费者信息依赖于线上的程度加深使得线上流量借由数字化升级崛起；随着互联网购买、支付平台等基础设施的完善，电商业态在消费规模中的占比逐渐提升，加快消费者的消费转化效率。

与此同时，信息化升级也助推各类新消费模式构建，拉动差异化消费需求。从宏观角度看，持续不断地对消费模式和业态进行创新，能够有效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是释放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技术的飞速发展不断重塑消费者的的思维方式、商业模式和消费习惯，使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从注重量的满足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向更多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转变，也拓宽了新消费的发展空间。

落实到政策面上，国家侧重于扶持运用互联网技术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通过线上线下有机融合发展，拓展服务内容，扩大服务覆盖面。包括促进传统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创新无接触、少接触型消费模式，探索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以及促进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旅游以及体育等服务业消费。

在长期视角下，互联网+消费可以指明产业升级的方向，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消费产业升级的动力源。在当前所处的数字经济时代，技术的迭代与广泛普及也使得生产者能够精准获取客户的需求，实现产品需求的精准匹配。围绕消费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行投资、创新和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和创新，进而有力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新消费的本质就是创新驱动，通过新技术、新模式、新关系的变革，不断与其他产业融合互动，重塑了大量消费场景。在倒逼供给侧改革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作为动力源，有效地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和附加值。因而“互联网+消费”有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长期动能。

5.5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地产回归消费

在房地产领域，国家实施政策的核心是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健全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拉动房地产刚性需求。落实到具体措施上，国家增加了保障性住房供应，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动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居民自愿、保护优先、建管并重的原则。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征求居民意见并合理确定改造内容，重点改造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建设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

合理确定改造内容。根据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不同的小区特点进行分类精准施策，因地制宜确定改造内容清单、标准和支持政策。基础类主要针对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维修等；完善类主要针对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提升类针对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包括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公共卫生设施、教育设施、智能感知设施等。

建立健全组织实施机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健全动员居民参与机制、建立改造项目推进机制、完善小区长效管理机制。合理落实居民出资责任。按照谁受益、谁出资原则，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与改造。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中央给予资金补助，按照“保基本”的原则，重点支持基础类改造内容。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力度和质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运用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推动社会力量参与。鼓励原产权单位对已移交地方的原职工住宅小区改造给予资金等支持，引导专业经营单位履行社会责任。落实税费减免政策。专业经营单位参与政府统一组织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进行税收减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