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30年：ESG架起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今年30周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从农业迈向工业化，高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更向科技化、智能化迈进，而资本市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但经济快速增长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贫富落差、供需不平衡、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循环失调等。这些问题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
另一方面，从国际情况看，欧美工业国家近年经济发展停滞，又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均问题，今年更叠加了新冠疫情蔓延的危局，造成全球经济萎缩，冲突恶化。在此情况下，中国更应思考，如何引导建立一套新体系和秩序，以撑起全球的阶段性变革。
面对此一巨大任务，资本市场扮演了重要功能。中国政府、金融机构及资产管理者等市场要角都应该有共识，以符合国内及全球发展目标的方式配置资金，以赋能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和调整，深化国内国际的互动与流通，并促进建立全球新的体系和秩序。
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30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在目前关键时点，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被认为能推进新格局，搭起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笔者身为ESG领域的学者，虽然肯定ESG的重要性，但认为这里有几个观点必须厘清，故特此为文梳理。

首先，对于“以ESG来优化国内经济结构”，这句话应该放在合适的框架下来理解，其中关乎承担ESG责任的主体，并须说明其责任内容如何能够优化经济结构。
ESG是实体企业的责任，以ESG来优化国内经济结构，应该从国家发展目标的框架来理解，而其中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提高，但因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造成自然资源耗竭。上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浮现，关乎如何在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之间求取平衡。在资源有限时，可持续发展最初关乎自然资源的跨世代配置，但在时间中，它随着社会问题的恶化又延伸到社会可持续性，而关注社会公平。另外，全球化趋势凸显了国际法规真空的问题，引发了对全球治理的关注。
但通过跨世代资源配置、社会公平性及全球治理等角度来理解可持续发展，可能过于抽象，因此后来就对它再深入诠释，通过ESG加以具象化。譬如，E包括气候变化、自然资源、污染和消耗等具体议题，S包括人力资本累积、产品责任、包容性实践等具体议题，G包括治理监督、反竞争行为、财务稳定性等具体议题。
再诠释过程也强调了ESG责任的承担主体：实体企业。每个社会都有一个责任承担系统，其中包括政府、企业、家族等，其具体形式会依该社会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经济体制和法源等因素而不同。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企业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方式在这个系统里承担责任，而具体内容逐渐落在环境、社会及治理等维度，亦即今天所谓的ESG。
当我们讲ESG实践时，应该把视角扩大，从国家发展目标框架来看ESG。譬如ESG要求企业优化人力资源、拒绝贪腐、节能减排，而这些实践都具有优化经济结构的功能。特别是，优化人力资源有助于累积社会资本，拒绝贪腐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性，节能减排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社会资本、公平性和生态平衡都是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反映于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高质量经济发展、碳中和等理念上。
因此，ESG是企业责任，但背后涉及可持续发展，关乎ESG国家的发展目标。国家发展目标必定是针对先前体制机制的弊病予以调整和改革，并且必须能推进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故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框架下来看ESG对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重要性。
第二，对于国际上如何把ESG投资和可持续发展相连，必须理解其间的关系和机制。在此，我们应区分ESG实践和ESG投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内容不同，主体也不同。
ESG实践的内容如上所言，主体是企业，譬如上海汽车、宝钢、阿里集团等。当企业承担ESG责任时，环境和社会就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ESG投资是在投资流程中将企业的ESG表现纳入考量，主体是投资方，其中有资产持有人、资产管理人等，譬如中投公司、华夏理财、兴全基金等。当ESG成为风险与回报以外的另一项投资标准时，资金才可能导入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领域，以推进可持续发展。
欧美发展ESG投资已有半个世纪，演化出负面排除、正面筛选等七种投资策略，近十多年更经联合国倡议而形成“负责任投资原则”，呼吁投资方在投资分析及组合建立过程中纳入ESG，并以积极股东方式推动持股企业优化ESG实践。
ESG投资原本就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一致，而这可通过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来理解，其中包括去除贫穷、优质教育、清洁饮水和卫生设备、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等。它们都是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果不能适当的解决，则会阻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针对各目标，计算了解决问题所需的资金，呼吁各国政府及民间投资人将资金导入。
譬如，第4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清洁饮水和卫生设备两部分，全球有20亿人口住在缺水地区，有25亿人口没有卫生设备。光是解决缺水问题就需要很多资金，依据OECD估算，其累计成本在2050年将达7万亿美元，而我国十三五规划就将水处理列为重点项目之一，投入金额占GDP的0.75%。
这个框架也发展出可持续投资，亦即，针对SDGs的潜在解决方案予以投资，包括有机农作、老龄康养、社会住房、废水处理、绿色建筑、平价医疗等。相关投资常落在一级市场，具体策略有可持续主题投资、影响力投资等。因这些策略属于ESG投资，故又把ESG投资和可持续发展连上。这几年国际上一直呼吁可持续投资，大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都有所参与，具体案例有Morgan Stanley和星巴克等。
Morgan Stanley于2011年就拟订了机构的可持续投资路径图，一步一步把这类投资内化于组织，包括启动影响力投资平台、建立ESG整合的投资方式、推动可持续债券领袖议会等。另外，它在2018年宣布了低碳解决方案、2020年宣布了塑料解决方案，承诺在2030年前分别投入2500亿美元资金和移除五千万公吨的塑料废弃物。
星巴克则针对绿色门店、有机咖啡豆供应链、咖啡小农的普惠金融赋权等目标，以发行可持续债券来募集资金。它的ESG参与更可放在SDGs的框架下来看，归纳为推动经济发展、赋能小农、强化服务渠道与绿建筑物等，而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有SDG#12（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SDG#1（消除贫穷）、SDG#2（体面工作与经济成长），SDG#9（产业、创新与基础建设），以及SDG#11（可持续都市与社区）。
第三，对于ESG为何能够架起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我们必须分别从ESG实践和ESG投资两方面看，才能梳理得比较完整。
就ESG实践方面来说，企业落实ESG能帮助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弊病，具有能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功能。
就ESG投资方面来说，这类投资常以可持续发展为主旨，以资金推动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行业，譬如环保材质，回避不符合理念的行业，譬如动力煤，故亦具有通过资金配置来优化国内经济结构的功能。
在什么情况下，ESG能架起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 这问题可从双循环的角度看。
首先，在国内大循环方面，前面已经表明，过去经济增长的弊病需要经由体制改革来解决，而企业的ESG实践能帮助优化经济结构，解决一部分问题。供给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都需要资金助力，故金融必须为实体企业服务，把资金导入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ESG践行企业。
其次，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方面，这涉及如何以ESG来深化国内与国际金融资源的互动与流通。双循环包括国内资金向国外投资、国际资金往国内投资，但投资方向不能盲目，应该与我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而这就涉及ESG投资。
从半世纪前崛起开始，ESG投资就是有方向、有目的之投资方式，而这反映于它所发展出的七种投资方法。方向表现于它的选择性上，譬如负面排除法和依公约排除法回避不符合ESG理念之投资标的，而正面筛选法挑出符合ESG理念之标的。目的表现在它的积极性和意向上，譬如可持续主题法和影响力投资法以资金驱动社会朝向发展目标前行，而积极股东法以持股权主导企业优化ESG实践。
特别是，像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等国际大型主权财富基金，所有的投资议题都围绕着ESG展开，而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此，国内大型机构投资者也逐渐理解，ESG是国际投资必备的语言，在对外投资时，必须建立标准、学会语言，否则会有沟通障碍。譬如，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重要资产所有人的社保基金，去年成立了内部的ESG研究团队，今年更基于国家绿色发展理念而向海外试点ESG投资。另一些曾与国际资金交手的国内企业，也有因ESG实践未达标而被否定的惨痛经验，其后才励精图治而强化ESG实践。
事实上，在国内国际资金双循环过程中，开放国际资金进入国内，能加速优化国内企业的ESG实践，而引导国内资金走向国际，也能加速学习国际上先进的ESG投资实践。在这种意义下，ESG得以架起中外资本市场的桥梁，而通过ESG标准来进行有方向、有目的之投资，才能推进新格局，为全球建立新的体系和秩序。
（作者邱慈观为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为可持续金融、影响力投资、普惠金融、ESG等领域的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