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全世界的银行家来说，索罗斯三个字，代表着一种邪恶的力量，受其冲击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元气大伤，典型的病症是经济发展倒退，金融体系失效、混乱甚至崩塌。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脑海里，索罗斯的名字，就是投机这个恶魔的化身。

投机二字，曾经是国人脑海里的禁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投机倒把甚至是一项可以判刑的犯罪行为。上海有名的杨百万杨怀定，便差点因为奔赴各地赚取国库券差价而被问罪。

国人对投机的认识，除了价格双轨制度实行时期的商品倒卖外，影响最深远的可能要算君子兰风波。不过，这些与国际游资每日以万美元计的投机活动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历史的伤痛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

2004年，温州炒房团在神州大地出击时，媒体开始谱写经济寓言。在这场妖魔化的运动中，温州游资俨然成了搅乱房地产市场的中国版索罗斯，一时之下，笔伐之声见诸报端甚至政府决策者的口中，导致各地银行纷纷联手阻击温州资金的流动。

当索罗斯的名字和金融危机划上等号时，世人的恐惧源自于对游资躁动的恐惧。但是，恐惧并不能让已腐烂的经济肌体焕发生机。

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机中，为什么索罗斯总是能够如巨鳄般嗜血而归？是其对鲜血有某种特别的嗅觉吗？

正如索罗斯所言，一边倒的随大流行为，是引发一场剧烈的市场紊乱的必要条件。其独到之处，在于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洞察。这给他带来了难以言传的预测能力。

实际上，冲击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途径，便是在这一地区经济泡沫到达疯狂状态的时候。

导致泡沫经济容易破碎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现象是供求关系的改变导致繁荣到衰败的转变，但根源却是市场的放任，导致金融市场创新速度和监管工具的脱节，为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埋下导火索。

世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姗斯特兰奇将当代资本主义比作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

斯特兰奇指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和计算机芯片技术的出现，使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像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全球化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在对外资的争夺战中，很多国家品尝到金融大开放带来的快乐大蛋糕。但却对因此而来的地产泡沫、高额赤字乃至资金外逃视而不见。这似乎是一场透支快乐的狂欢，人们必须为无节制的金融自由化付出代价。

是谁将狂欢者其中包括某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或许是一国元首从经济增长梦幻中叫醒的人呢？是索罗斯。

痛苦的90年代，国际金融体系遭遇狙击，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1992年的英国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每一次危机的背后，都是举国上下财富缩水，而索罗斯却从这些国家经济的废墟上踩过，手里如海盗般拎着满满的钱袋。

不过，索罗斯和18世纪荷兰海盗最大的不同，是他合法行事。虽然英国人称其为吸血鬼夏洛克，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瓦骂其为带有很多钱的白痴，泰国人声称要将他绳之于法，但这并不妨碍索罗斯继续靠寻找鸡蛋上的缝隙来赚钱。

金融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则，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有漏洞，肯定会出现问题，由于我而出现一些情况，只能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体制的不完善，这与道德和爱心没有关系。在参与一次又一次金融大屠杀之后，索罗斯给自己找到这样的下台阶。

寻找制度的缺陷，玩转游戏规则，合法地致富，这是就是索罗斯们在全球资本市场掠夺的惯用伎俩。他们的战车，是资金庞大到所向披靡的对冲基金，手中的武器，则是令世人难以捉摸的衍生工具和复杂精密的数量模型。

索罗斯，则是全球对冲基金的教父，是金融体系麻烦制造者群体中的头号人物。

对冲基金的第一场震惊世界的战役，是1992年索罗斯发动的狙击英磅之战。那一年，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稳定机制，索罗斯则成了打败英格兰银行的人，战果是骇人的10亿美元。

虽然当时全世界对索罗斯的暴富大为渲染，并引起国际金融体系对对冲基金监管不严的恐慌，但是，各国似乎并未能够找到真正对抗索罗斯们的法宝。

银行家的一筹莫展，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英国央行行长不是最后一个被对冲基金挫败的央行行长。墨西哥、泰国、印尼、俄罗斯、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央行行长，在对冲基金肆虐下，一个又一个低下了高贵的头。

下一个备受考验的央行行长会来自何方呢？

是中国吗？

中国岂能隔岸观火

1997年至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内地擦肩而过。

如果危机发生在2007年，结局会怎样呢？2007年，外资银行将在中国畅通无阻，在海外资金大举投资A股的同时，国内资金也可名正言顺地投资海外，金融体系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的防火墙已不再是密如铁桶。

相信居于庙堂之上者，一定在很艰难地、很严肃地思考这一问题。

能够侥幸避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金融危机，得益于中国在1993年7月开始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并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泡沫经济的风险已提前释放。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业当时并未对外开放，银行体系不受冲击，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一外汇管制政策，使中国具有坚固的防火墙。

换言之，当时，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已达三至四成，远高于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泰国（不到10倍），深沪A股的市盈率更是高达五六十倍，但是，对冲基金却不得其门而入。

彼岸失火，怎敢作壁上观。1997年以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任务。